易隐门下・上医策・方数引
梁武帝：说英雄谁是英雄
乾坤之间，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诸多帝王企图利用天文、星占来谋取政治利益，但真正精通此道的帝王却如凤毛麟角，南朝梁武帝萧衍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是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人，为汉相国萧何之后。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南北纷争、动荡不安的时期，这对于有抱负的男儿而言，是建功立业的绝佳时机。萧衍最初在南齐为官，在与北魏作战过程中屡立战功，三十出头便晋升为雍州（今湖北襄樊）刺史，成为掌控水陆要冲的重要地方官员。
498 年，齐明帝萧鸾离世，其子萧宝卷继位，即东昏侯。萧宝卷残忍暴虐、滥杀功臣，导致大臣们各自为政，内部矛盾重重。萧衍见状，便生起了逐鹿天下的野心。中兴元年（501 年），萧衍率军攻入建康，诛杀萧宝卷，拥立萧宝融为齐和帝，自己则升任大司马，获得 “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 的特权，一时权势滔天。次年，萧衍在党羽的逼迫下，接受和帝禅位，登上皇位，改国号为梁，史称梁武帝，此时他还不到 40 岁。
乍看之下，萧衍的崛起之路与其他野心勃勃的帝王并无不同，都是精心谋划、起兵反叛、征战夺权、改朝换代。然而，深入探究后会发现，萧衍在这一过程中，他丰富的天文、星占知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梁书》记载萧衍 “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这表明他在数术方面造诣颇高。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社会上佞佛之风大起，杜牧诗中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便是当时佛教兴盛的写照。佛教源于天竺（印度），随着佛经、佛法的传入，古印度的一些方数理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并与本土方数相互交融，在民间广泛传播。萧衍笃信佛教，他的天文、星占知识或许也受到了异域文化的影响。不过，无论知识来源如何，这些知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齐明帝统治后期，天下大乱，各路诸侯都在思考如何在乱世中立足。萧衍早已洞察天下大势，《梁书・张弘策传》记载了一段他与张弘策的对话。当时在建武末年，张弘策与萧衍一起住宿，酒过三巡，张弘策询问萧衍关于 “纬象” 之事以及国家的前途。萧衍先是含蓄，在张弘策的追问下，便以观 “纬象” 之名，分析天下局势。他指出汉北地气有变，浙东有战事之象，今冬初北魏若有行动则会失去汉北，萧宝卷久病且朝廷多有异议，一旦有隙，荆州将会趁机而动，但不会成功，只是徒增混乱。而京都将会大乱，死人无数，南齐的国运就此终结，梁、楚、汉之地将会有英雄崛起。张弘策追问英雄何在，萧衍笑称 “安知非仆”，自比光武帝刘秀。张弘策听后，当晚便与萧衍定下君臣名分，而后投身军旅，为梁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萧衍通过占星术预测南齐将亡，又暗示自己是取而代之的英雄，以此来吸引人才，为自己建立人脉，这种手段在他的崛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北魏南侵，萧衍临危受命，镇守雍州，手握重兵，占据地利与人和。明帝死后，局势更加动荡。东昏侯诛杀萧懿后，人心离散，萧衍便以 “天命” 为旗号，率领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发动反齐战争。然而，与萧衍一同举兵的荆州行事萧颖胄却以 “时月未刊” 为由按兵不动，毕竟讨伐皇帝是谋逆大罪，一旦失败将株连九族，除了少数亲信外，其他人都有所顾虑。关键时刻，萧衍再次运用占星术，写信劝萧颖胄，指出 “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复须待年月乎？” 在中国古代星占理论中，太白（金星）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诸多历史事件都能佐证其重要性。萧衍的这一说法迎合了将士们敬天畏命的心理，打消了众人的疑虑，凝聚了士气，使得军队得以顺利进军，直捣建康，成就霸业。
萧衍的故事充分展示了天文、星占等方数知识在古代政治斗争中的巧妙运用，以及这些知识如何与政治野心相结合，推动一个人走向权力的巅峰。这也让我们看到古代帝王在追求权力过程中，利用各种手段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的复杂一面。
吾辈承易隐之门庭，研习上医之策，谨遵 “彼道太极・己道旋极” 之要旨。于彼道太极之广袤天地，明梁武帝萧衍利用方数于古代政治斗争、社会观念影响之独特价值，察其与古人对天文星占在政治领域应用、王朝更迭认知之渊源；于己道旋极之精勤修行，体悟古人于政治谋略与方数结合思索之智，汲取其中文化精魂，融于现世之学与思。
愿吾辈潜心钻研，传承其精华，为世人文化传承、精神启迪，倾尽全力，不负先圣遗泽，担当时代重任，成就易道弘扬之大业，此乃吾辈矢志不渝之追求也。且当以敬畏之心，探萧衍利用方数谋权之奥，扬其善者，使方数文化之光，烛照后人对古代方数文化认知之路，为华夏文明添砖加瓦，此吾辈之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