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笺释钱柳姻缘，主要资料是钱曾注释牧斋之诗文集。钱曾与牧斋关系极为密切，亦师亦友。但是，此君深恶河东君，且满清视牧斋为敌雠，宣布其文为禁书，钱曾之注释必然少时事而多古典。然而，毕竟是注释牧斋之诗文，多多少少有涉当时之本事。先生举十六例，以证明钱曾所注有关今典者。最后总结曰“但在全部注本之中，究不以注释当日本事为通则也”。言下之意，虽有今典，不为重点。
某细绎十六则例子，十一则有关明末政事者，或为卢像升、瞿式耜之虽死于满洲，史书必须表彰之忠诚之士；或为马士英、左良玉、李成栋之反复无常，必入史书之逆臣传之恶人。五则有关文人雅事者，或为对有明一朝文人之评价，当是牧斋之意；或是牧斋之筑绛云楼之用心；或是表达牧斋对周廷儒之厌恶，无一有违满清当局之意也。
其中有两例，单独拈出，可一观钱曾之用心。其一，“《有学集 （十四）东涧诗集下 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其第十三首‘（牧斋注）壬午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诗，注云：“鹅笼公，谓阳羡也。”《 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为牧斋亡故前所做，可以认为是自我盖棺而论。其多次不能为相者，多由宜兴周延儒所阻，故而对其人极其厌恶，不仅不愿意说出其名姓，即便是籍贯，亦不出口，颇似王戎之视金钱为“阿堵物”。遂用《太平广记 阳羡书生》则故事， 阳羡书生居鹅笼既不占地方，又不觉加重，更觉周氏之无用至极也，阳羡者，宜兴故名也。牧斋用此典，初读不觉其精妙。再读，顿觉其对周延儒之蔑视，乃自内心而出，一旦说出与其有关一字，口齿不觉难闻也。用鹅笼公，其轻，自是不堪为相，与鹅杂居而安然，连带其时之诸官僚皆谩骂也。非牧斋之才，不能有此心思，非先生举例，某错过此精彩片段。钱曾亦觉此处之妙，故而笺曰“鹅笼公，谓延儒也。”我读之书，其笺为延儒，非陈先生之阳羡。此处或是先生有误，盖惟全书周氏之名，更可见钱曾之与牧斋同仇敌忾，狐假虎威之丑态也。
其二，其第叁肆首《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看场神鬼”注云：“公（牧斋）云，文宴时，有老妪见红袍乌帽三神坐绛云楼下。”庚辰为崇祯十三年，是冬河东君服男装拜访牧斋于半野堂，遂定姻缘。钱柳皆视半野堂文宴为二人结缡之时，之地。相当重要，并且，牧斋视此为其一生特别重大且得意之事，屡屡有作纪此，自是不会有错言之于钱曾。先生笺释曰“范锴《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载太冲批语云：‘愚谓此殆火神邪？’可发一笑！又崇祯十三年庚辰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绛云楼尚未建造。遵王所传牧斋之语，初视之，疑指后来改建绛云楼之处而言。细绎之，则知遵王有意或无意牵混牧斋殇子寿耇之言，增入‘绛云’二字，非牧斋原语所应有也。以增入此二字之故，梨洲遂有‘火神’之说，可谓一误再误矣。详见第伍章论《东山训和集 河东君 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节。”先生之意，此绛云楼在崇祯十三年尚未建，牧斋必不会混淆此点，言及钱曾时，绝对不会有绛云楼三字。钱曾之混入后事与此时者，盖谓河东君为灾星，火神随其而来也，其不怿河东君如是，不惜泼脏水如是。然而，“聪明太过反误了卿卿命”，如不言绛云楼，后人无知河东君，言，反有好事如先生者，推究此事，钱曾之用心，暴露于书中矣。
观先生举例，说明钱曾胆怯，不敢有违当局；以牧斋学生第一自拟，狐假虎威；厌恶河东君，私自加入自己所欲，误导后人。此人既是米兰.昆德拉所谓“他们在安全的时候才勇敢，在免费的时候才慷慨，在愚蠢的时候才真诚，在浅薄的时候才动情”之他们，竖子不足为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