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总在“内卷”？

这是一个“万物皆可内卷”的时代。

上中学时，你在认真干饭，而同学左手拿着大饼啃，右手还在刷题；上大学时，老师要求论文八千字，你写了八千出头，一看室友写了两万；工作之后，你到点下班，同事天天在公司奋斗到深夜……

自从“内卷”一词火了之后，有关它的探讨铺天盖地，可是内卷的脚步从未停止。

人类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卷”？其实，早在“内卷”一词还未流行开来的时候，戴维·迈尔斯就在《社会心理学》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

这些所谓的“内卷”，本质上其实都是囚徒困境。

那么囚徒困境又是什么？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假想的情况：

张三和李四这两个同谋犯罪的嫌疑犯被警察抓了起来，他们被隔离开，分别审问，彼此之间不能互相沟通；

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那么由于证据不足，他们每个人都只需要坐牢一年；

如果张三揭发李四，而李四很仗义，啥也不说，那么出卖朋友的张三因为揭发有功，所以立即获释，而更讲义气的李四却因为张三把他给供了出来，而且他自己态度差不配合调查，于是被判重罪，入狱十年。“叛徒”占了大便宜，而“老实人”吃了大亏。

那如果两人都当叛徒，互相揭发呢，那么因为证据确凿，张三和李四这两个人都要坐牢，不过由于两个人都配合调查，所以他们都被判了比最重的刑罚轻一点的坐牢五年。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的话，最后的结果对他俩都最有利，都只需要坐牢一年。但由于两个人没法保证对方不揭发自己，一旦自己当了“老实人”而对方出卖自己，那自己就吃了大亏，反过来，如果自己出卖对方，而对方当了“老实人”，那自己就不用做牢，占了大便宜。

于是，对于张三李四二人来说，最理性的决策就变成了——无论如何都应该出卖对方。

这就是一种“困境”：明明每个人基于他自己的立场都做出了最理性的选择，可是最理性的选择却没法换来对每个人来说最有利的结果。两个囚徒非常理性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五年牢饭。

现在一想，这几年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内卷”本质上是不是都是一种囚徒困境？

你刷五套题的时候，也许别人会刷十套题；你做了五件工作，同事可能加班做了十件。内卷之下，“普通”与“正常”的门槛被不断拉高，后来我们发现，仅仅做到那些“基本”的事，我们都会筋疲力尽……

于是对于“内卷”，有人积极参与，有人痛斥，有人躺平，但似乎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

化解囚徒困境：人类能够停止“内卷”吗？

那么，这类囚徒困境有办法解决吗？事实上，要完全解决这样的囚徒困境是很困难的，但确实有一些缓解困境的思路。

第一个思路是：提供适当的管制，管制那些“不老实”的人的行为。

比如说，假如在嫌疑犯受审那个场景里，两个嫌疑犯是黑帮成员，而他们那个黑帮有个帮规，出卖同伴者死，谁敢出卖同伴，就要被执行家法。如果有这么一条帮规，那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想八成就是两个嫌疑犯都会选择沉默，不出卖对方。于是囚徒困境就被化解了。

这就是用法规和政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除此之外，适当的道德规范也可以起到缓解囚徒困境的作用。

比如说，这几年职场上的996越来越受到舆论的批评，实行996的企业会承受越来越大的道义上的负担。最近有一些备受批评的企业迫于压力，开始改善工作环境。所以，道德层面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会起到打破囚徒困境的作用。

如果说法规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手段，是顶层出手来施加干预，那么我们这些个体至少应该在道德规范的层面上发声，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

总之，法规、政策、道德规范的介入，是缓解囚徒困境的一种重要的思路。

缓解囚徒困境的第二个思路，是加强沟通。

书里提到这样一个研究：

在一个实验里，你会跟6个陌生人组成一个小组，你们每个人先得到6块钱。你可以选择把这6块钱塞进自己腰包，也可以选择把它捐出去。

如果你捐出去，那么实验者会把它翻倍然后平分给其他六个人。也就是说，你把6块钱捐出去，就变成12块平分给其他六个人，每人分到两块钱。这样一来，如果参加实验的所有7个人都把钱捐出去，那么最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2块，也就是每个人最后拿到的钱都翻倍。

可是，如果你一个人选择不老实，只有你不捐钱，那么你反而可以占便宜，你最后能得到18块。而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老实捐款，其他人都一毛不拔，那么你就吃了大亏，你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果然，大部分人都选择一毛不拔，大约只有30%参加实验的人会选择捐钱，剩下的70%都选择不捐钱。

但是，在一次新的实验里，只要在开始分钱之前，参加实验的7个人组织一次沟通，对捐不捐钱的利弊做一番讨论，那么参加实验的人里就会有80%选择捐钱。

这个结果说明，如果事先有过沟通和交流，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就会增强，这样一来，在囚徒困境中选择当“老实人”的比例也就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