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秋老虎赖在陆家庄上空不肯走，九月初的太阳仍像盛夏那样毒，把柏油路晒得软塌塌的，空气里飘着尘土和晒焦的草叶味。我背着奶奶用旧布料改缝的书包，书包带被书本压得往下坠，勒得肩膀生疼。站在楚镇小学门口，红砖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白漆标语晃得人眼睛发花，标语边缘有些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像掉了牙的老人嘴角。
蝉还在围墙根的老柳树上扯着嗓子叫，声嘶力竭的，把夏末的热意都裹在叫声里，倒像是替我把心里的紧张喊了出来。我攥着转学证明站在柳树下，那张薄薄的纸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边角都皱成了小疙瘩，连上面“楚镇小学”四个字都显得软塌塌的。
转学是没辙的事——陆家庄小学就两间土坯房，只够装一二年级，要上三年级，就得往十里外的楚镇小学跑。前一晚，奶奶在煤油灯底下给我缝书包带，昏黄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针脚走得又密又匀，线在她指间绕了一圈又一圈。“到了新学校，跟老师同学好好处，别耍小性子。”她说话时，手里的针没停，声音像刚晒过太阳的棉花，软乎乎的，可我听得出来，那软里藏着牵挂，怕我在新地方受委屈。
还好陆敏也跟我一起转去楚镇小学。她比我早两天知道消息时，还特意跑来找我，攥着我的手说“以后上学能一起走”。可报到那天才知道，她分去了一班，我在二班——隔着一间教室的距离，却像是比在陆家庄时远了些。我站在二班门口往一班瞅，看见陆敏也正朝我这边望，她朝我挥了挥手，我也赶紧举起手晃了晃，心里的慌劲儿才算少了点。
三年级的教室在教学楼二楼最东边，楼梯的木质栏杆晃动时“吱呀”响，像随时会散架。推开门时，上课铃刚响，四十多双眼睛“唰”地朝我看来，我攥着书包带的手更紧了，指甲几乎嵌进掌心。新班主任李素然，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瘦高个，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镜片后的眼睛像两片冷玻璃，扫得我心里发慌。“这是转来的陆知遥，”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严厉，“你就坐夏颖旁边的空位。”
前排靠走廊的男生立刻站起来，个子比我高半头，肩膀溜直，皮肤是晒透了的小麦色，像刚从田里帮完忙的模样。他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带着股子爽朗劲儿：“陆知遥，你好！我叫乔江禾，以后咱就坐前后桌啦，有啥不懂的你尽管问我！”
他身后靠窗的女生也跟着转过来，梳着齐耳的短发，发梢沾着点粉笔灰，笑的时候眼睛弯成小月牙。是夏颖，之前报名时我见过她一眼。她没多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凳子，给我腾出能侧身进去的空隙，桌肚里还露着半块用油纸包着的烤红薯，甜丝丝的香气混着讲台边飘来的粉笔灰，一起钻进我鼻子里，让我紧绷的肩膀悄悄松了些。
第一堂是数学课，走进来的是高述安老师。他中等个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浅灰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手腕上还沾着点没洗干净的蓝墨水，像是刚从备课笔记里抬起头。头发是短寸，根根立着，额前几缕被汗水打湿，贴在饱满的额头上。他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镜片边缘有些磨损，却挡不住眼里的光，那光落在黑板上时，带着股不容错漏的认真。
高老师没多说话，放下教案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应用题。粉笔是白色的，在他手里却像有了劲，“小明从家到学校走了15分钟，每分钟走60米……”每个字都写得方方正正，数字间距都摆得匀匀的，连标点符号都透着规整。可那些数字和文字在我眼里，还是缠成了一团乱麻——15分钟是多久？每分钟60米又有多远？我盯着黑板上的“60”，觉得那两个圈像两只盯着我的眼睛，直犯晕，手指无意识地在课本空白处画圈，一圈叠着一圈，把纸都快戳破了。
“别慌。”乔江禾用铅笔尖轻轻捅了捅我的胳膊，声音压得很低，怕被老师听见。他把自己的笔记本悄悄推过来，蓝皮本子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解题步骤，每一步都标着小箭头，在最难的地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儿，举着块写着“加油”的小牌子。“我刚开始也不会，高老师的题得拆成小块想。”他冲我眨眨眼，眼里的光像星星，一下子把我心里的慌劲压下去了些。
楚镇小学的早读时间比陆家庄小学长一倍，从六点半到七点半，天不亮就得往学校赶。爷爷每天五点半就起床，在灶房里烧热水，我趴在门口的青石门槛上，借着月光和门梁上的老吊灯背书。课本上的字在昏暗中模模糊糊，我就用手指点着字，一个一个念出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秋露打湿了我的袖口，凉丝丝的，却不敢回屋加件衣服——怕一进去，就没了背书的劲头。
有次我感冒了，头重得像灌了铅，喉咙疼得咽不下饭。奶奶摸了摸我的额头，烫得吓人，“今天请假吧，我去跟老师说。”她转身就要找爷爷去学校，我却一把拉住她的衣角，“不行，落下的课补不回来咋办？”硬是撑着起来，把棉袄裹得严严实实，爷爷背着我往学校走，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走几步就喘口气，我趴在他背上，能听见他心脏“咚咚”跳得厉害，眼泪偷偷蹭在他的粗布褂子上。
课堂测验是常有的事，最让我犯难的是作文。有回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咬着铅笔头，盯着卷子上的横线发愣。乔江禾偷偷传纸条给我，上面写着“我的理想是当医生”，我却摇了摇头——我的理想不是当医生，也不是当老师。我想起爷爷蹲在田埂上，望着旱得裂开的土地叹气；想起奶奶缝补衣服时，总盯着破洞发呆，说“再穿一年就好”。于是我在卷子上写下：“我的理想是考上大学，让爷爷奶奶过上好日子，不用再为钱发愁。”字迹歪歪扭扭的，却写得格外认真，仿佛每一个字都能搭起通往未来的桥。
玩具枪没收事件，是我在新学校第一个“大事件”。那天课间，几个男生在操场角落里玩玩具枪，塑料枪身是军绿色的，扣下扳机能发出“砰砰”的响，还能射出软胶子弹。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玩具枪，心里直打鼓——这是我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的，三块钱，是爷爷让我买作业本的钱，我却偷偷换成了枪。那几天我总把枪揣在兜里，课间拿出来摸两下，像藏着个宝贝。
突然有人喊“张主任来了”，男生们瞬间作鸟兽散，我手忙脚乱地想把枪塞回书包，却看见教务主任张敬之已经走了过来。他矮胖身材，肚子挺得像个皮球，脸上没什么表情，“把玩具枪交出来，这东西危险，容易伤着人。”没人动，他又提高了声音，“主动交的没事，要是搜出来，就不是没收这么简单了，还要叫家长。”
我攥着枪的手心全是汗，塑料枪身滑溜溜的。夏颖在我旁边小声说：“别交，藏起来，他搜不到的。”我却想起爷爷说的“做人要实在，不能耍小聪明”，犹豫了半天，还是把枪递了过去。张主任接过枪，随手塞进裤兜里，没再看我一眼，转身走了。
下午的班会上，李老师特意提到了这件事，“陆知遥同学很诚实，主动上交了危险物品，大家要向他学习。”全班同学都扭头看我，我红着脸，低头抠着课本的边角，手指把纸都抠得起毛。这时同桌夏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声音压得极低，“你怎么那么傻？他就是吓唬人，你不交，他哪能搜每个人的书包？”我愣了愣，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像吞了颗没熟的李子，涩涩的。
放学时，我看见张主任蹲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旁，他儿子正拿着一把玩具枪玩，那枪的军绿色枪身，我一眼就认出来——是我交上去的那把。夏颖说得没错，他根本不是觉得危险，只是想给他儿子拿玩具。我攥紧了书包带，指甲掐进掌心，却没敢说什么，只是低着头，心不在焉地往家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两条没力气的绳子，拖在地上。
从那以后，我好像一下子懂了些事——不是所有大人说的话都是对的，也不是所有“诚实”都能得到应有的对待。但爷爷说的“做人要实在”，还是像颗小石子，沉在我心里，没敢忘。
楚镇小学的功课比陆家庄小学难多了，尤其是语文，课文从简单的儿歌变成了长篇记叙文，生字词也多了不少。为了跟上进度，我把课本里的生字词抄在练习本上，一本抄满了就换一本，整整抄了三本。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蹲在家门口的青石门槛上写字，石墩被岁月磨得光滑，坐着却硌屁股。奶奶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纳鞋底，针线穿过布面的“沙沙”声，和我写字的“唰唰”声混在一起，像一首安静的歌。
有时候写得晚了，月亮都升到头顶了，奶奶就会端来一碗热米汤，“慢点写，别累着眼睛。”米汤里放了点糖，甜丝丝的，喝下去暖得胃里发慌。我捧着碗，看着奶奶眼角的皱纹，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成绩搞好，不能让她和爷爷失望。
第一次月考，我的语文只考了七十分，看着卷子上的红叉，我蹲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哭了。乔江禾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巾，“别哭了，我帮你补，李老师说你基础不差，就是没找对方法。”从那以后，每天放学，我们都会在学校的老槐树下待一会儿，他帮我分析错题，教我怎么理解课文里的段落，我也帮他补数学——他的数学总是拖后腿。
秋末的槐树叶落了一地，踩上去“咔嚓”响，我们坐在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本子上印出斑驳的光影。乔江禾的笔记本上，除了解题步骤，还会画些小画，有时候是只小猫，有时候是朵小花，他说“这样记东西记得牢”。我学着他的样子，在生字本上画小太阳，画着画着，好像写字也没那么枯燥了。
期末考试前的半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学到深夜。爷爷怕我冷，在石墩旁边放了个小火盆，炭火“噼啪”地响，映着我的练习本。有天晚上，我写着写着就睡着了，头靠在爷爷的腿上，他没叫醒我，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哄小时候的我睡觉。第二天早上，我看见练习本上多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是爷爷写的“加油”，他没读过书，字写得不好看，却比任何鼓励的话都让我心里暖。
放榜那天，我早早地就去了学校。红榜贴在教学楼的墙上，围了好多人，我挤在后面，踮着脚往里看，心脏“咚咚”跳得像要蹦出来。从第一名开始找，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陆知遥”三个字赫然在列，旁边的语文成绩是九十分，数学是八十七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再看，还是我的名字。
放学时我攥着表彰大会的奖状，转身就往家跑。书包在背后晃来晃去，里面的课本“哗啦”响，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浸湿了我的衣领，后背的衣服贴在身上，黏糊糊的，却一点也不觉得难受。风从耳边吹过，带着田里稻穗的香味，我好像能飞起来一样，心里比吃了麦芽糖还甜。
回到家，爷爷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哐当”一声砍在木头上。我把奖状递给他，他放下斧头，用袖子擦了擦手，接过奖状，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嘴角慢慢咧开，露出了豁了一颗牙的笑。“我娃出息了！”他把奖状举得高高的，像举着块金子，转身就往屋里跑，“老婆子，快来看！”
奶奶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没纳完的鞋底，看见奖状，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俺就知道，俺娃能行。”爷爷找来了面粉，在锅里熬成糊糊，小心翼翼地把奖状贴在堂屋墙最显眼的位置——就在毛爷爷画像的旁边，一进门就能看到。他用手把纸边压平，又对着墙看了半天，好像在欣赏什么稀世珍宝。
后来家里又贴过一张奖状，有四年级的第三名，可只有这张三年级的第五名，一直牢牢地粘在墙上。十几年过去了，其他的奖状有点发黑和边角脱落，只有这张，纸边虽然也有些发黄，却没有发霉，没有破损，像在时光里扎了根。爷爷说：“这是俺娃第一次在楚镇小学拿名次，得好好留着，这是咱陆家的骄傲。”
现在想起在楚镇小学三年级的日子，那些天不亮就背书的清晨，那些蹲在石墩上写字的夜晚，那些因为诚实被“骗”的委屈，还有拿到奖状时的欢喜，都像一颗颗小石子，铺在我成长的路上。李老师说过：“成长就像爬山，越往上，路越难走，但看到的风景也越美。”那时候我还不太懂，现在才明白，那些摸爬滚打的日子，就像用砂纸打磨璞玉，虽然疼，却能让我变得更结实，更有力量。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心里悄悄埋下了一颗种子——不管以后的路有多难，都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走，爷爷的期望，奶奶的牵挂，还有那些在楚镇小学收获的温暖，都在背后推着我，往更高、更远的地方走。
作者：熔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