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圆箓在敦煌发现藏经洞之事，我一直有两个疑问萦绕脑际：作为道士的他为何能在佛教洞窟里修行？如何客观地评价王道士？《敦煌学十八讲》的第三讲给出的答案令我信服。
1849年，王圆箓出生于湖北麻城，由于家乡连年闹灾荒他就逃难到了河西走廊，为混碗饭吃其在酒泉的巡防军中做了名大头兵。退役后王圆箓出家当了道士，1899年前后其云游到敦煌，当时那里有三座寺庙：上寺、中寺和下寺，前两个居住着喇嘛，而下寺已荒废，王圆箓便落脚在这里。因为喇嘛讲藏语，对于汉人来说存在疏离感，所以宣扬道教的王圆箓便在敦煌慢慢享有了一定声誉，收获不少香火钱，他即着手将佛窟改造为灵宫，因此成为莫高窟的一名破坏者。
王圆箓把洞窟打通以营造规模更大的道观，因而毁坏了许多壁画，至今仍能看到遗留下的痕迹，令人惋惜。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和清理积沙的雇工在16号窟的甬道上发现了藏经洞。他的第一反应并非像传说的那样主动去报官，而是拿洞内的一些文物去给县长送礼，另外其携带大量经卷、绢画去讨好安肃道道台廷栋，尽管廷栋认为字迹还没有他写的好，但都照单全收，由相关史料推测这批文物的数量有上百卷之多。
王圆箓还挑选出部分自认为精美之物送给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以换取功德钱。但他撒了第一个谎，就是言说洞内之物已散尽，故而并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深究。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得29箱贵重文物，一年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花费500两白银轻松获得大批无价之宝。伯希和的眼光独到，他专选非汉文和带题记的卷子，以及佛教之外的典籍与文书，这些都是稀世珍宝。
伯希和后来将部分战利品在北京展出，这才引起我国金石专家罗振玉的关注，他上书朝廷要加以管控。1910年，大清学部电令甘肃地方官员悉数购买所有剩余经卷并运送至京城，还拨款6000多两白银，可经过层层盘剥，实际上只给了道观300两银子的香火钱。王圆箓大为光火，于是撒了第二个弥天大谎，即藏匿部分文物，谎称已全部上交。这从1911年至1915年间，又有俄国人、日本人及美国人从敦煌购得经卷即可得知真相。晚年的王圆箓得了精神病，源于当地百姓的谴责，兴许他只是装疯卖傻而已。1931年王圆箓在莫高窟去世，其弟子为他建了座道士塔。
《敦煌学十八讲》的作者荣新江认为王圆箓是个十分狡猾的人，他没有胸怀大义，极力去保护文物，相反其所作所为不过是为博取更多的利益。但受认知水平所限，王圆箓早期送给国内官员的宝贝都是些好看且完整的物件，而真正蕴含巨大文物价值的物品反倒是被外国人窃取了。因此，荣新江给王圆箓下的定义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他的道士塔不应是人们所要凭吊的对象，而应是永远树立在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耻辱柱”。
我基本赞同作者的观点，但也觉得其有些言重了。纵观王圆箓的行为，可以说是个典型普通人的正常操作，换作他人也大多会如此作为。他的思想境界是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希冀一个小人物深明大义忍辱负重，只能是想多了。如果非要指明元凶，清廷才是藏经洞宝物散失的罪魁祸首，把“卖国贼”的大帽子强加给一个无名小辈，实属偷换概念。为何此时不再强调“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呢？凭吊道士塔也无过错，因为它不是耻辱柱，其同样是件文物，记录着一名贩夫的凡行，镌刻着一个时代的悲哀。
2025.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