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 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 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宋朝建立以后， 沿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规定各地解送名额的办法， 实行固定解额制， 并在解额分配方面给予面临敌对政权的北方地区以及文化落后地区一定的照顾。 但是， 在中央一级的省试， 并没有限制区域中额。 北方地区经历了唐代安史之乱， 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加上这一地区还是北宋朝廷与少数民族政权辽、 西夏对峙的前沿阵地， 战争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发展。 这样， 在唐代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北方读书人逐渐丧失了优势， 甚至出现了北方及第人数越来越少， 南方考生在及第者中占了很大比重。 向来拥有优势的北方读书人变成科举中的弱势群体之后， 他们试图通过政策的调控来平衡南北方读书人录取人数的心情就变得十分迫切。
首先用书面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 的主编司马光先生， 他本人较长于经史而相对不擅长于诗赋。 他是来自陕州夏县，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夏县人， 应该是北方人。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年）， 司马光写了一篇《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 的报告， 向皇帝建议科举考试不应该考诗赋， 而应该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 因为他看来文学容易助长社会的浮华风气。 尽管从表面上看， 这只是关于调整考试内容的建议， 并没有涉及到科举区域公平的问题。 但由于北方读书人擅长经史， 南方读书人擅长诗赋， 作为来自北方读书人的司马光就非常擅长经史， 因此， 这一建议已经包含了请求在科举考试中照顾北方读书人的用意。
皇帝对于这一建议并未作出正面的反应， 科举考试内容也就没有作出调整。可能是由于北方读书人对于科举考试中的不利地位越来越不满， 参考柳材州的这建议， 司马光写了一篇《乞贡院逐路取人状》 的奏折， 请求朝廷科举考试时， 分路录取人才， 基本观点与柳材州的相同， 只不过他提出了分路录取考生的具体比例， 即每十位考生取一名， 对于参加省试少的路适当照顾， 考生不满十人的路，六人以上也要录取一名， 如果考生数少于五人， 就不分配录取名额。 这种分路录取的办法显然对于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北方考生有利， 而对于南方考生来说就降低了录取的机会。
在南方读书人看来， 这种分路录取的办法是很不公平的。 来自江西庐陵（现在的江西吉安） 欧阳修写一篇《论逐路取人札子》， 对同朝为官的司马光的建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他说： “与以前使用推荐制度选拔人才相比， 朝廷目前实行的科举是最公正的制度， 他的公正性达到了极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一家， 因此没有必要将人分为东南西北， 更没有必要分路来录取， 应该是唯才是举。” 欧阳修主张考生的真才实学是录取的关键， 反对实行分路录取的办法。 在这份奏折中， 欧阳修更是将矛头直接指向司马光等人， 他说： “现在有的议论者， 见到每次科举录取的进士， 来自东南地区的考生明显多于来自西北的考生， 他们就想改变这种局面， 目的就是使西北地区录取更多的进士。但是， 这些人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就是全国各地风俗各不相同， 地方文化、教育水平都不相同， 因此各地读书人的特长也不尽相同， 东南地区普遍重文学，因此， 来自东南地区的考生能在偏重文学的进士科上发挥优势， 但在经学科考试中他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 而西北读书人擅长哲学思考， 因此他们在进士科考试中没有优势， 但他们在经学科中确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欧阳修这里所说的经学，是指北宋时期实行的明经、 诸科等以考儒家经典为主的科目， 他们是和进士科并存的。 按照欧阳修的说法， 以前来自东南的读书人在进士科中占比较大的比重，但西北读书人在明经、 诸科中的录取中明显占优。 因此， 欧阳修认为， 全国的总体上录取人数没有出现地区之间的明显差异， 只不过在不同的科目上有差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