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与子夏两个人谁更优秀？”孔子说：“子张做事容易过头，子夏做事又往往赶不上。”子贡说：“那么说子张更胜一筹了？”孔子说：“做事过头就是偏激，赶不上就是过于保守，偏激和保守一个样，都偏离了事物的正义。”
“事物的正义”是什么？就是事物合宜、合理、合适的中庸之道。从根本上说。中庸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和事物的客观规律相适应，而不是违背客观规律。
中庸思想常常被误解为中立和平庸，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成了迂腐、缺乏个性、墙头草、不思进取的代名词。但实际上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
比如，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归结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加强了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宏观调控能力。
但是，怀着良好愿望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急于改变现状，因此在变法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上，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一般来说，改革在面临一些非难的时候，改革者应该在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同时，注意吸收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王安石却不这么做。他奉行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意思是说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人们的议论可以不予考虑，祖宗定下的规矩可以不遵从。
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他理直气壮，我行我素。凡是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一刀切，把他们归于敌人一类。对于变法产生的一些不良效果，王安石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独断专行，不计后果。他的这种激进狂热的态度使得新法取得的效果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最终，实施了五六年的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果敢率直的气质是改革家必备的魄力，但是果敢率直得近于刚愎之用了，其过激的行为，不但使改革没有发挥它应有的积极效果，反而使好事变坏事。
这个教训就是儒家所谓的过犹不及，儒家承认凡事都要有度，不能超过这个度，否则就会像没有达到这个度一样。
推广到为人处世，这个中庸之道也同样适用。比如做人应该自信，但是却不能过于自信，过于自信就会变成自大。在交朋友的时候，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过于寡淡，又会流于无情无义；过于亲昵又会流于“小人”之交。
实际上，儒家讲究的中庸之道是适可而止，是灵活变通，是不囿于原则。比如，下面这个故事：
初，有嬖（bì，宠幸）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个非常宠爱的小妾。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儿子魏颗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把她嫁出去。”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魏颗说：“我死之后，一定要让她为我殉葬。”等到魏武子死后，魏颗没有把那爱妾杀死陪葬，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魏颗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智是昏乱不清的，我嫁此女，是依据父亲神智清醒时的吩咐。”
照逻辑来说，魏颗应该遵循父亲的死前遗愿，才称得上孝顺。但是魏颗执行了父亲合乎情理的遗命，拒绝了父亲不合情理的遗命，没有使父亲背上残忍的罪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这就是变通。而不是毫无条件的执行。
以过犹不及为核心的中庸思想，是一种高妙的理论，是对自然和社会内在规律的深刻领悟和智慧总结。
天道忌满，人道忌全！做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不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应遵循这个道理。正所谓，日盈时昃，月盈则食，水满则溢，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人满则败。
记得前几年我看曾仕强讲《易经的智慧》，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圆通”。我觉得很好。
做人，要圆通而不圆滑！圆通就是随机应变，圆滑就是投机取巧。人际交往中，我们多给自己留余地，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自己，更是一种圆通而不圆滑的处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