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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晋商票号其实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官商结合到极致的产物。
先说特殊历史条件，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外患”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内忧”，清廷的统治权威性和地方控制力就不会迅速削弱，财政压力也就不会迅速加大，自然不可能允许晋商票号参与汇兑京饷、协饷、借款、赔款的业务，更不可能允许晋商票号参与经理国库生息的业务。
再说官商结合，如果晋商票号没有通过代办捐纳业务、协助官员贪腐的方式与地方官员建立起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晋商票号也不可能获得参与上述业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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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变迁、技术演进都存在类似物理学上的“惯性”现象。个体/组织一旦选择了某种模式、路径、方案（无论这种模式、路径、方案是“好”的还是“坏”的），即便未来出现其它选项（哪怕是更“好”的选项），个体/组织也会继续沿袭最初的模式、路径、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路径依赖”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互联网行业几大巨头，腾讯最初是靠社交软件（QQ、微信）起家的，阿里巴巴最初是靠电子商务（1688、淘宝）起家的，字节跳动最初是靠信息分发（今日头条、抖音）起家的。
直到今天，它们的业务模式依然没有本质变化。腾讯的游戏业务是靠社交软件完成获客的，阿里巴巴的金融业务是靠电子商务完成获客的，字节跳动的团购业务是靠信息分化完成获客的。
比如，俄罗斯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早在1970年代，苏联就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给苏联带来了巨额的外汇收入，这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全球“四处出击”的经济底气。
然而，习惯了赚这种“快钱”，苏联就很难再赚“慢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越来强烈，产业结构也越来越畸形，一切资源投向石油行业，而其他产业则得不到发展。时至今日，俄罗斯依然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其他行业则被石油行业“挤压”，呈现一派萧条景象，从当年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沦为连轻工业品都完全依赖进口的“资源诅咒”国家。
晋商也是如此，从明初依托“开中制”经营盐业，到明末依托“隆庆和议”发展对蒙贸易，从清初借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之便进行“捎脚贸易”，到清末借南北交通阻隔之便承接汇兑京饷、协饷业务。晋商也存在着“路径依赖”，即通过官商结合实现特许经营。
这种发展路径，一方面让晋商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成为“海内最富”。另一方面，也将晋商其它可能的发展路径全部“锁死”，让晋商失去了开拓市场化业务，推动转型发展的动力。因此，晋商最终走向衰落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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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反侵略战争的战败也好，《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罢，都是表象。其实质则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降维打击。
这种全方位、系统性、长期化、高烈度的“变局”不是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清廷所能驾驭的。在中国被西方列强裹挟着坠入到世界统一市场和全新国际格局的同时，与清廷深度“绑定”的晋商也迎来了自己的落日。
先说晋商茶帮。
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将清廷的腐朽、孱弱暴露无遗，俄国的扩张野心急剧膨胀，先后逼迫清廷签订《伊利、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一方面，俄国商人可以绕过晋商茶帮，直接进入天津、汉口等城市采购乃至加工茶叶。失去“中间商”地位的晋商茶帮自然难以继续维系原有业务。另一方面，俄国商人能够享受诸多减税乃至免税特权，而晋商茶帮还得缴纳各种厘金，经营成本远高于俄国商人。
同治七年（1868年），恭亲王奕䜣上奏，“自与俄国议立陆路通商章程以来……华商利为所夺，大半歇业”。此时，还坚守在恰克图的晋商茶商已经只剩十余家，相比巅峰时期减少了九成。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俄国商人开始经由海参崴转运茶叶，“万里茶道”彻底走向衰落。
再说旅蒙晋商。
如前所述，有清一代，清廷长期奉行“满蒙一家”政策，政治上加以笼络，经济上加以控制。但是，到了清末，清廷对蒙古的控制力大幅削弱。
同治九年（1870年），一支4000余人的肃州流匪攻入乌里雅苏台，包括大盛魁在内的晋商商号惨遭劫掠，3000多位山西商民惨遭屠戮。这次劫难让旅蒙晋商元气大伤，开始收缩在蒙古的业务触角。
此后的数十年间，旅蒙晋商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民国十年（1921年），白俄匪军攻入库伦，并将城池付之一炬，城中山西商民惨遭屠戮。由此，旅蒙晋商彻底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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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晋商票号。
导致晋商票号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清廷的“捐输”政策。
早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清廷就开始要求晋商商号“捐输”。咸丰年间，晋商商号先后被逼“捐输”240万两，其中的主力自然是“富可敌国”的晋商票号。光绪年间，清廷又推出“以捐代税”“捐借并行”“集股代捐”等办法，向晋商商号特别是晋商票号催逼勒捐。
统计数据显示，清廷灭亡之际，仅户部一个部门就积欠各家晋商票号700万两，遑论其余各部及各省。徐继畬（山西五台人，“经世派”代表，“开眼看世界”先驱，《瀛寰志略》作者，曾任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这里多说一句，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那段“华盛顿，异人也……”就节选自《瀛寰志略》）就曾慨叹，“晋省先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富民膏血罄竭矣”。
第二，无限责任制度的痼疾。
美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尼古拉斯·巴特勒说过，“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确实，“有限责任”这一制度安排降低了创业风险、激发了创业热情，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石。
但是，晋商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曾经为晋商票号赢得了“诚信”的美名，也一度是晋商票号开拓市场化金融业务的“利器”。然而，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政局不稳，晋商票号南方各省分号纷纷遭遇挤兑，由于实行无限责任制度，不少资本稍弱的晋商票号走向破产。
第三，近代银行的冲击。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以后，昔日的“东亚霸主”被新兴的“蕞尔小国”击败，极大地激发了清廷的危机意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维逐渐松动，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潮逐渐流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濬川源官银行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部银行、交通银行成立。
此外，庚子之变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等外国银行也加速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
虽然晋商票号有着诸多先进的经营理念、精巧的制度设计（这些内容，我们会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但是，究其本质，依然是植根于封建时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难以抵御近代银行这一植根于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此外，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曾经试图将晋商票号改造为近代银行，但是，始终未能成行。于是，晋商票号逐渐走向衰落，最终成为了旧时代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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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回顾完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说“诚信”无法概括晋商文化。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诚信”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晋商走南闯北的一面金字招牌。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诚信”不仅仅是晋商的主动道德选择，更是当时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在之前的文章（《劳斯莱斯调表事件：“好人干不了二手车”是真的吗？》）中，我们分析过为什么古代会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的说法。
究其原因，在商品经济、交通物流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车、船、店、脚、牙的交易模式往往是单次交易，而不是重复交易。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所言，“一切信任起源于重逢”，重复交易会孕育信任感、安全感，而单次交易则往往伴随着欺诈、哄骗。
车、船、店、脚、牙的交易模式之所以往往是单次交易，是由他们的交易场景决定的。在商品经济、交通物流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你乘船也好、住店也罢，只可能是在外地，而不会是在家乡。
对于那些码头的船夫或者集镇的客店来说，这次交易结束之后，你和他今生都不大可能重逢。你不会因为他诚信经营而每天找他乘船或者住店，也很难因为他坑蒙拐骗而半路下船或者连夜赶路，既然如此，“坑你没商量”就成了他理性的选择。
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卖店常常买到假冒伪劣产品（2007年，我就真的在太原火车站附近买到过康帅博方便面），但是在你们家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就不会。因为前者做的是陌生人生意，诚信经营也好，坑蒙拐骗也罢，反正就是“一锤子买卖”，他自然是能骗一笔算一笔。而后者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敢向小区住户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出半个月就得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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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车、船、店、脚、牙都选择坑蒙拐骗，为什么晋商要选择诚信经营呢？因为晋商的交易标的是粮食、茶叶、牛羊、马匹等大宗商品，交易场景是批发而非零售，这就决定了他的交易模式必然是重复交易。
以旅蒙晋商为例，无论是将内地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运往蒙古销售，还是将蒙古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运往内地销售，交易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毕竟，每个地区有能力经营这种规模生意的商号也就那么几十家，“圈子”就那么大。
今天，你用劣质药材冒充上好药材坑了H掌柜，消息马上就会在“圈子”里传开。明天，你就会被整个市场“拉黑”，I掌柜、J掌柜、K掌柜……都不会再跟你合作。此外，为了维护晋商的整体信誉，其他晋商也会将你“拉黑”，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瓜葛。很快，你就将走向破产。
因此，对于晋商而言，诚信经营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道德选择，更是权衡利弊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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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晋商普遍实行的一种人事制度也对晋商“诚信”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这种人事制度，我称之为有保证、严惩戒、本地化的用人制度。
在介绍这项制度之前，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除了创立之初需要网罗各方人才组建管理团队等特殊情况。正常情况下，晋商商号/票号是不会从外部引进管理人员的，都是从内部培养，上到大掌柜，下到小伙计，都是从学徒当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先说“本地化”。
要想成为晋商商号/票号的学徒，必须是山西人（说是山西人，其实就是晋中盆地汾河沿岸的祁县、平遥、太谷、榆次、汾阳等县人），这就保证了商号/票号对员工是知根知底的。
再说“有保证”。
要想成为晋商商号/票号的学徒，还必须请本地有声望的人士或者有信誉的商号通过书面形式进行保证。并且明确规定，“（被保证人）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由于保证人极为看重自己的声誉，因此，在做保证前，就对被保证人进行筛选、甄别，也会要求被保证人本分做人、勤勉做事。
再说“严惩戒”。
晋商商号/票号有着严格的内部惩戒制度。员工一旦出现营私舞弊的情况，就会被开除出号。更严重的是，消息马上就会在“圈子”里传开，以后，任何一家晋商商号/票号都不可能再雇佣你这个信誉有亏的人。于是，你将在你的家乡走投无路，成为一个在“熟人社会”被“开除”籍贯的“社会性死亡”者。
实行这种有保证、严惩戒、本地化的用人制度的结果，就是晋商商号/票号的员工普遍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对内不会营私舞弊，对外不会坑骗顾客。因此，时人评价道，“山西票庄营业，自清初迄今，其同业间未闻有危险之事，未始非雇佣人之限制，有以绝其弊端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