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嬴政是中华世界的缔造者，那么刘彻就是中华世界的守护者，巩固者。大破匈奴，让中华世界不再受到威胁。征服东南沿海和西南内陆地区奠定了今后中国本土疆域。后人心目中的中国，正是刘彻所缔造的，此外，派遣张谦冒险，发现新世界，沟通东西交通，这些功勋也无后来者。
刘彻之后的诸多儒家知识分子，出于保守之目的，攻击刘彻穷兵黩武，这明显是忘恩负义，如果没有刘彻，中华世界不知是什么样子，那些腐儒不可能坐在太平无事的家中沐浴着春风，谈什么仁义道德，更不可能有中中国人特有的“温良恭俭让”。刘彻用巩固中华的一系列战争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让中国人重新找回消失了几百年的民族自信。
中国儒家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常常空口谈仁义道德，不注重事功。事功才是一个人价值的最直接体现。嬴政，刘彻为我们中华人苦心打造了中华第一帝国，值得我们永远敬重怀念！
刘病已是个睿智的皇帝，他对帝国思想有着清晰的认识，太子喜欢儒家的仁义道德，常和老爹辩论，认为以仁义治国才是王道，而西汉帝国虽然独尊儒术，却并没有将儒家思想提升到唯我独尊的地步。刘病已训斥他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可能只用德教？那些俗儒不达时宜，喜欢是古非今，使人在名实上混乱，不知该坚守什么，根本不堪重用！”
太子惊作一团，老爹刘病已又来了句更狠的话乱我家者，太子也刘病已这段话信息量比海洋还大，可谓是知行合一的高级典范。他所谓的霸王道杂志，是霸道与王道的结合。儒家学派的看法中，君主应实行王道，既以仁义道德治国，不应该实行霸道，既以严刑峻法治国。同时，王道是以道德保守，霸道是以实力进取。刘并已说，西汉帝国向来是两道并行，用“王道”教化，以“霸道”治官吏、打天下。二者根本是知和行的问题，王道是知，霸道是行，缺一不可。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刘病已所谓的“王霸道杂之”根本不是儒家和法家的联合，而是儒家在不停进化过程中，把教化和刑法合二为一。他不是后人“所谓的外儒内法”。根本就是儒和法的水乳交融。
中国的政治思想走到刘病已时代，已经定型：教化和刑法并驾齐驱，不见不散。
“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是那个时代中华人的豪言壮语和高度自信。我们铭记的不仅是这句话，而是这句话背后的中国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以直抱怨的光明精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