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运动根系庞杂、枝系繁复，现象学家各自的思维方式跟胡塞尔也早已不尽相同，尤其是对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学说持保留态度，但现象学家都传承着“面向事情本身”的口号。这一口号通过所谓本质还原的技术实现。
何谓本质还原，这要拆成两半来看：一是本质，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将客体变为现象，即客体出现在意识中的方式（意识流）来认识客体，意识是诸客体统一于此的理想状态，因此，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本质学”；二是还原，其操作程式就是本质变更即抓住呈现给我们的任何一个对象（不论是现实对象还是想象的对象）对它作自由的想象的变更。由此抽掉变项，保留常项。在个体诸般规定性的序列中定位常项，但这不是抽象活动，抽象就其方式而言永远达不成抽象，因为总有超出先前抽象成果的个体，常项不是复多体，而是艾多斯（本质），常项是就个体序列中的不在场者而言的，红色的谱系，从淡到深，没有任何一种红是红本身。而当儿童通过内在的外在的经验学会红的观念后，红本身仍然只是刚被认识，因为红的意义在现实生活如此丰富，尚待被体验。
然而，本质还原有三个问题：
一是抽象的普遍主义。比如从具体的一块红直观到红本身，这实际上已经消解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事物区别于其他具体事物的特异性。某位自称现象学家的自由主义分子就曾闹出把儒家伦常还原成西方普世价值的笑话。固然，现象学有理由声称优越于经验主义的抽象法，但二者最终达成的结果都是一样抽象的，都是一块红变成了红本身，只不过现象学正确地揭示了人如何直接把握红的本质，而抽象法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完成抽象，比如水果，你非说因为苹果、葡萄等都富含水分而且都是果实，所以我把这些水果的殊相抽象成水果这个共相，那它们还都有表皮，都有种籽，为什么不叫皮种呢？
二是本质还原不一定合乎现实生活，比如西红柿，我怎么看，它也是如苹果、梨子、桃子之类的水果，但出于一定的历史原因，它现在被当成蔬菜来看待，这其实暴露了直观的症结：缺乏历史性。
三是重分析而轻综合，尽管有所谓的“被动综合分析”，但这仍然是对“被动综合”机制的分析，而不是作为方法论的综合。马克思区分过，从具体到抽象，这是研究的方法；而从抽象到具体，这是叙述的方法。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环节。在从抽象回归具体的综合中，事物的发生获得了一种观念上的历史，这当然不见得就是实际上的历史发展，但却是一种具有分析框架意义的发生学构造。本质是不可还原的，这是说本质不能再进一步还原，因为本质已经被还原出来了；发生学构造是不可还原的，这种不可还原性在于不可能构想出一种完满的结构来解释现实。因此，不同的还原回到同一个本质，而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结构。一般现象学考察的是要素，而发生学考察的是关系。海德格尔将桌子还原出生活化要素，却没有说明桌子如何被生活要素给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那里，各种概念仍然是孤立的、片面的，是来自偶然性的天才的直觉，而不是来自演绎中形成的必然性。
这正是我本人的方法论切入点：为本质直观注入唯物史观。这样一来，我所用的现象学方法便极大地不同于心理学，而更加近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同胚胎学类似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