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子就在村东头大槐树下，说是铺子，不过是个敞棚，三面土墙围起，顶上苦着厚厚一层麦秸，早已被风雨和烟火熏得黢黑。朝南那面完全敞开，对着土路，光线和风毫无遮拦地灌进来，也把铺子里的声响和气味毫无遮拦地泼出去。最显眼的是那座炉子，砖石和着黄泥垒的，半人多高，炉膛口黑洞洞的，像张永远填不饱的嘴。旁边立个木风箱，箱体磨得油亮，拉手处被手掌攥出了深深的凹痕。
炉火是从不打烊的。天不亮，老铁匠赵黑子就来了。他先蹲下身子，用火钩子捅开隔夜的炉灰，露出底下几点暗红的火种。接着，他抓起一把晒干的麦糠，撒上去，俯身“噗”地一吹，一股青烟冒起来，带着焦煳的谷壳味。然后才是添炭。炭是自烧的硬木炭，块儿大，投进炉膛，噼啪作响。这时他才直起腰，握住风箱拉手，开始一下一下地拉。
“呼——嗒，呼——嗒——”
风箱的声音沉甸甸的，像一头老牛在喘息。风从皮腔里鼓出来，钻进炉膛，那暗红的火种猛地一颤，随即活跃起来，颜色由暗红转为橘黄，又转为亮黄，最后腾起近乎透明的、微微发青的火焰，呼呼地响着，把炉膛口映得一片通明。热气浪随即扑面而来，带着硫磺和金属的、灼人的味道。赵黑子的脸被火光映着，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皱纹的沟壑里也亮晶晶的。他并不看炉火，眼睛半眯着，似乎全凭耳朵听那风声、火声，就能知道火候到了几分。
他打铁，很少单干。帮手通常是他的儿子，小名栓柱。栓柱二十出头，身板结实得像块铁疙瘩，话少，力气都攒在胳膊上。赵黑子把烧红的铁块用长铁钳夹出来，放在铁砧上，并不立即下锤，而是用钳子尖在铁块上轻轻点几点，仿佛在跟这通红的物件打招呼。然后，他才朝栓柱递个眼神，或者喉咙里短促地“嗯”一声。
栓柱便举起手里的大锤。那锤头是熟铁的，黝黑，锤面因无数次捶打而微微凹陷，闪着冷硬的光。他吐气开声，“嘿”地一下，大锤带着风声砸下去。
“铛——！”
几乎在大锤落下的同一瞬，赵黑子手里的小锤也动了，不是砸，是点，精准地点在铁块需要变形或延伸的某个部位，发出清脆的“叮”一声。
“铛——叮！铛——叮！”
大锤沉重，是小锤声响的十倍，但节奏却完全被那轻巧的“叮”声牵着走。小锤点到哪里，大锤就跟到哪里。父子二人并不对视，目光都凝聚在那块颜色渐次由亮黄转为橙红、再转为暗红的铁料上。铁砧是块百十来斤的生铁疙瘩，敦敦实实地立在地上，顶部早已被打磨得光滑如镜，中间一处深深的凹坑，是常年承受锤击留下的。火星随着每一次敲击，从铁块与铁锤的缝隙间迸溅出来，金红耀眼，像节日里炸开的烟花，但只一瞬，便在空中划出短短的弧线，迅速暗淡、冷却，变成一粒粒黑灰，落在铺着厚厚一层铁屑和煤灰的地上，落在父子二人裸露的、筋肉虬结的臂膀和脚背上，烫出一个个细小却不易察觉的白点。他们也似乎感觉不到疼，动作毫不停滞。
“铛——叮！铛——叮！……”
这声音就是铁匠铺的魂。清晨，它唤醒村庄；正午，它混在鸡鸣狗吠和孩子的嬉闹声里；傍晚，当炊烟四起，它变得迟缓而悠长，像一天的总结。远近几个村子的人，不用看日头，单听这打铁声的缓急疏密，就能估摸出大概的时辰。
赵黑子主要打农具。春天打锄头、镰刀，秋天打犁铧、耙齿。锄头要的是“口薄背厚”，轻快又吃土；镰刀讲究“刃线长，带弯儿”，贴着地皮割麦子不费力。铁料也有讲究，旧车轴钢口硬，打镢头最好；废犁铧铁韧，适合打菜刀。谁家拿来破铁锅、烂锄头，要他回炉打件新家什，他总是先把那旧铁拿在手里掂掂，用锤子敲敲，听那声音。“这铁还行，能打把好镢头。”“这个‘乏’了，打把柴刀凑合用。”他的话就是判决，没人质疑。
打一件家什，从烧红到锻打，再到淬火、打磨，往往要反复十几次。最要紧的是淬火。铁器锻打成型，最后一次烧得透红，赵黑子用铁钳夹起，并不急着浸水，而是眯眼看看颜色，等那红色稍稍暗下去一点，变成一种仿佛有生命在内部流动的“樱桃红”，才稳稳地移向旁边那个半人高的水槽。水槽是粗木箍的，里面的水长年浑浊，漂着一层油花和铁锈。通红的铁器猛地浸入，“刺啦——”一声巨响，白汽猛地蒸腾起来，像一头困兽最后的喘息。白汽散尽，铁器已变得乌黑，硬度却已天差地别。淬火的时机，全凭他几十年的经验，早一瞬则太脆易崩，晚一瞬则太软易卷。这分寸，就在他眯眼的一瞥之间。
除了农具，他也打些零碎。给走村串巷的货郎打摇鼓的脆铁片，声音要又亮又散；给办喜事的人家打挂门帘的铜钩子，讲究个光滑圆润。最费工夫的，是给陈老先生打那把镇纸。陈老先生是村里旧时的塾师，写得一手好字，嫌买来的镇纸轻浮，非要一块“有分量、有筋骨”的铁镇纸。赵黑子用了三天，选了一块上好的铁，不锻打成片，而是反复折叠、捶打，像和面一样，把铁里的杂质一点点排出来，最后打成一指宽、三寸长、半指厚的一条。不打磨得锃亮，只用砂布擦去浮锈，露出铁本身沉郁的、带着细微捶打纹理的乌光。陈老先生拿到手，掂了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镇纸压着，纹丝不动。他连说三个“好”字，付了双倍的工钱。赵黑子只收该收的，把多出的钱推回去，说：“东西合用，就值了。”
栓柱起初只是拉风箱、抡大锤。赵黑子不刻意教，只在关键时提点一句。“火要‘活’，不是死烧。”“锤下去，劲要透，不能浮在面上。”“看铁的颜色，别只看红不红，看它‘精神’不‘精神’。”栓柱闷头听着，手里的活计慢慢有了样子。几年后，简单的家什，赵黑子便让他上手。自己蹲在一旁抽烟袋，眯着眼看。看到不对，烟袋锅子就敲敲铁砧边，“这儿，再烧一火。”或者，“轻了，劲儿没吃进去。”栓柱便闷声不响地重来。
铁匠铺也是村里的一个消息站、闲话场。等家什的人，路过的闲人，都喜欢在铺子门口蹲一会儿，看打铁，扯闲篇。张家长，李家短，今年的雨水，明年的粮价。赵黑子手上不停，耳朵却支棱着，偶尔插一句，也是就事论事，不掺和是非。只有一次，村里两个后生为地界吵到铺子前，眼看要动手。赵黑子正给一把镰刀淬火，“刺啦”一声白汽弥漫。他提着那乌黑发亮的镰刀走出来，也不看那两人，只把镰刀往水槽沿上一磕，“铛”的一声脆响。“有力气，”他慢吞吞地说，“往地上使。打架？打赢了进班房，打输了躺炕上。地界在那儿，又跑不了，找队里量去。”两个后生看看他手里的镰刀，又看看他那张没什么表情的黑脸，气势一下子泄了，嘟囔着走了。
日子就在这“呼嗒”的风箱声和“铛叮”的锤击声中，一天天流过。炉火映红了赵黑子的脸，也把他的背脊熏得更驼了些。栓柱的臂膀越来越粗壮，话却似乎更少了。不知从哪一年起，村里开始出现那种工厂打制的、贴着亮晶晶商标的镰刀和锄头，轻巧，便宜，样式整齐划一。来铁匠铺打新家什的人，渐渐少了。更多的是拿来旧家什，让赵黑子加加钢，修修刃口。活儿变得零碎，工钱也薄。
赵黑子倒没什么变化，该生火生火，该打铁打铁。只是蹲在铺子门口抽烟袋的时间，变长了。他望着土路上偶尔驶过的拖拉机，望着远处田野里一闪一闪的塑料薄膜反光，不说话，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烟雾笼罩着他沟壑纵横的脸，看不清神情。
栓柱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怕炉火，怕那震耳的敲打声，更怕爷爷和父亲身上那股洗不掉的铁腥和煤烟味，很少到铺子里来。栓柱媳妇也念叨，说打铁又脏又累，挣不来几个钱，不如跟人出去打工。栓柱不吭声，第二天照样早早起来，帮父亲生火、拉风箱。
终于有一年秋后，赵黑子病了一场，咳得厉害，医生说是常年吸入烟尘的缘故。病好后，他抡起锤子，胳膊明显有些颤。淬火时，夹着铁器的铁钳，在水面上空停驻的时间，也比以往长了那么一刹那。就是那一刹那的犹豫，被栓柱看在眼里。
那年冬天，格外冷。炉火似乎也驱不散棚子里的寒意。一天下午，没有活计，赵黑子坐在小马扎上，对着冷清的炉膛出神。栓柱蹲在旁边，用一块破布反复擦着那把大锤的锤柄，擦了许久。棚外槐树的枯枝在风里摇晃，发出干涩的声响。
“爹。”栓柱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发涩。
赵黑子没应，只是动了动眼皮。
“开春……我想跟大民去城里工地看看。他说……那边缺人手，一天……能挣不少。”栓柱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胸腔里艰难地挤出来。
赵黑子沉默着。风从敞开的棚口灌进来，卷起地上的细碎铁屑和煤灰，打着旋。过了许久，久到栓柱以为父亲不会回答了，才听到一声极轻微的、几乎被风声淹没的叹息。
“哦。”赵黑子只应了这么一个字。他慢慢站起身，走到炉子边，用火钩子无意识地拨弄着冰冷的炉灰。然后，他转过身，看着儿子，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只是眼角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些。“去吧。趁年轻，出去看看。”
栓柱走了，是在元宵节过后。走的那天，赵黑子没出铺子。栓柱在铺子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父亲佝偻着背，独自一下一下地拉着冷风箱，想把隔夜的炉火吹旺。风箱声“呼嗒，呼嗒”，听起来有些孤单。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扭头走了。
铁匠铺还开着，只是“铛叮”的合奏，变成了单调的“叮……叮……”。赵黑子不再打需要两人配合的大件，只接些修修补补的小活。炉火每天依旧升起，但旺的时间短了。有时候，一整天也没有一个顾客上门。他就坐在棚子里，对着炉火，或者望着空荡荡的土路，一坐就是半天。那把大锤，被他用油布仔细包好，放在了棚子最干燥的角落。
后来，连修修补补的活计也几乎没有了。村里人用坏了工厂出的农具，要么再买新的，要么干脆扔了。赵黑子的铁匠铺，成了村口一个寂静的角落。只有那棵老槐树，依旧年年发芽，年年落叶。
栓柱在城里工地扎下了根，过年才回来几天。回来时，也到铺子里转转，摸摸冰凉的铁砧，看看蒙尘的工具。他会劝父亲：“爹，这铺子……别开了吧。咱也不缺那点。”赵黑子总是摇摇头，也不多解释，只说：“开着吧，开着……敞亮。”
终于，在一个平平常常的秋日下午，赵黑子最后一次拉响了风箱，升起了炉火。炉火不旺，只烧红了一小块铁。他拿出那把给陈老先生打镇纸时剩下的好铁料，烧红，锻打。没有大锤配合，他只能用小锤，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敲打。叮，叮，叮……声音孤单而执拗。他把那块铁打成了一枚小小的、扁长的铁牌，什么形状也不是，只是光滑，沉手。打好后，他没有淬火，任其自然冷却。然后，他找出一根结实的麻绳，从铁牌一端钻出的小孔穿过去。
他把这铁牌挂在了铺子敞口那面的柱子上。铁牌乌沉沉的，没有任何装饰，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偶尔碰到木柱，发出极轻微的“嗒”的一声。
挂好铁牌，他熄了炉火，盖好风箱，把工具一件件归置整齐。然后，他锁上了铺子那扇几乎从不关闭的破木门——其实只是象征性地搭上了扣，并没有真正的锁。他背着手，慢慢踱回了家。从此，再没有升起过炉火。
铁匠铺就这样静默下来。风吹雨打，棚顶的麦秸越来越薄，最后塌了一角。土墙被雨水冲刷，日渐斑驳。只有那个乌沉的铁牌，还挂在歪斜的柱子上，日复一日，被风吹，被日晒，被雨淋，生出了一层均匀的、暗红色的铁锈，像凝固了的、年代久远的血痂。它静静地挂着，不指示什么，也不言说什么，只是存在着，仿佛一个所有当事人都已忘却，却由物件本身坚守着的、无言的句点。
村里的孩子偶尔会好奇地朝黑洞洞的铺子里张望，被大人拽走：“破棚子，有啥好看。”只有极老的老人，路过时，会停下蹒跚的脚步，眯起昏花的眼睛，朝那铁牌望上一眼，嘴唇无声地嚅动一下，像是记起了一段模糊的、带有温度与声响的旧日光景，随即，那光影便熄灭了，他们摇摇头，继续慢慢地挪步离去。
那“呼嗒”的风箱声，那“铛叮”的锤击声，那灼人的热浪，那四溅的金红火星，都仿佛只是遥远记忆里一段失真的嗡鸣，再也触不到，唤不回。唯有槐树的影子，随着日升月落，依旧忠实地掠过这寂静的废墟，一遍，又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