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最显眼的特点，凡是视力正常的人都知道，那就是百花齐放。“百花”是约数，形容多，春天的花儿种类太多，家花野花，五颜六色，数不过来。
不显眼的是草，尤其是初春，远看有，近看无，不注意看不出来。
余秀华这样形容春天：
“就像一个女人，肚子里的死胎还没有打掉，却又怀上了一个野种！你别叫唤，我自然知道春天是美好的，是美好的就不能是野种了吗？春天正是孕育野种的好时机啊：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种什么长什么，不种也要长出来。这就是春天，浩荡的激情把好的坏的都冲得东倒西歪。”
话说得难听，但是有道理。春天是博爱的，包容的，无论家花还是野花，也不论那花儿是什么颜色；无论庄稼还是野草，也不论那野草是药草还是毒草，都会任凭它们自由生长。不然就不会有那个要成语：万物复苏。
相比而言，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显得非常文雅：
春天时节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山谷。
问山谷主人：“你喜欢哪一种花？”
主人说：“喜欢每一种花。”
再问：“难道不能精选出一种吗？”
主人说：“选了一种，就没能了春天。”
余秀华是写实，写她观察到的自然现象。
余秋雨是打比方，他在讲中国文化课时谈到了唐太宗的精神价值，当然也是在谈唐代的开放、包容。
唐代，具备了真正称得上宏大的精神格局。
微信读书有个福利，每周可以免费领取两本书，无意中看到了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课》。看自序，是给博士生开的课，不禁望而生畏，想“算了”。毕竟是免费，“算了”未免可惜，便加入了书架。一读，竟读到了第三十讲，而且被第二十七讲中的一段话击中了：
唐代既然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一级台阶，那么它似乎应该天天都在弘扬着“国学”。怎么唐代居然没有这么做，好像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国学”？不仅不知道什么叫“国学”，而且唐代也不在乎文化意义上的“精神主体”和“国家哲学”。它的“国家哲学”就是“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
没有国学，为什么？
查资料，有一种说法：“国学”是近代中国在特定历史压力下（西学冲击、文化身份焦虑）产生的概念，它承载着“界定本土文化、对抗外来文化”的功能。而唐朝既无这种历史语境，也无需这样的概念。
没有国学，只有唐太宗提出的十六字方针：“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翻译成白话，大意是：大道没有固定的名称，圣人没有固定的体形，那就在各处多设一些教派吧，让它们周密地帮助百姓。
原来，十六字方针竟然是唐太宗写给景教的诏书！
景教，在传入中国之前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教会。早在四三一年，这个教会的领袖聂斯托利在欧洲被教廷判为“异教徒”而革职流放，他的追随者就逃到了波斯。六三五年，这个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对于这个在欧洲故乡早已被摧毁了二百年的教派，长安深表欢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龄率领仪仗到长安西部迎接，还亲自听了阿罗本的讲道。于是，在长安的义宁坊，就建起了一个景教教堂。
除了景教，胸怀宽广的长安还收容了摩尼教、拜火教等多家在本土已经毁灭的宗教，它们在家乡均为邪教。
余秋雨认为，唐太宗在宗教上的成功，造成了一个极好的精神成果，那就是此后的中国一直没有产生过“一教独大”的现象，随之也没有产生过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产生过宗教极端主义，这是中国文化一直没有湮灭和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真正的强大，在文化身份上用不着焦虑，也无须抵制外来文化，更没有必要搞什么西方伪史论。
只允许一种花开放，那不叫春天，叫花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