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是由汉代的选举制度发展而来的。考试二字的含义，考，指的是考绩，试是指的是试用，考上以后，要试用一段时间。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地方失失去联系，选举制度无从推起，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曹操以陈群为首，创始了九品中正制，此制指的是，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俱高者，有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有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把人才分为九品，让各地大小中正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计入，不论其人已经做官或从未入仕，即可入登记册表内，分别品第并加评议。大中正根据此表册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及罢黜官职。
这样一来，官吏之任命与升迁，比较有客观的标准，但此项标准则依然是依据各地方之群众舆论与公众意见。
当时这种制度，吏清政明，曹家得天下与此制度也是有关系的。但究竟此制仅为一时的旧病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则不宜再复，否则要以药致其病。这种制度的弊病是，人人都想获大中正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的所在地的中央，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地方无才，行政要减低效率，风俗文化也不上进，地方垮台了，所以，中央集才也不是一件好事。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项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变动适应。
再说一说唐代的科举制度。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拥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了拥护门第，把选拔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由个人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来说是较以前进步的。汉代规定商人不能做官，也不能经商，为政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是这项制度的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
唐代的科举制度有毛病。当时科局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却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越来越多，于是政府中随设有，员外官，由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府开放的大弊端。
而若要解决这个流弊，当时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仕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中国则不然，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之鼓励人为的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于是知识分子进上政治舞台去做官，造成了政治上读书人成政治脂肪。
实现任何政治制度，必有弊端，并不是我们传统政治史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而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