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赵起杲在《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中说：

先生（即蒲松龄）是书，盖仿干宝《搜神》、任昉《述异》之例而作。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

《青娥》

霍桓爱上要学仙的青娥，这跟《思凡》以及袁枚《子不语》中的《沙弥思老虎》故事很像，并且又透露出一种传统叙事中某种对于青年情欲的禁锢感，这种禁锢是自其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注入其思想观念中的，《思凡》、《沙弥思老虎》是宗教戒律；《西厢记》、《牡丹亭》是家庭、门第、性别。但这种禁锢或者说禁忌，一旦面临突如其来的情欲考验，只会瞬间崩塌，情欲如猛兽脱笼而出。

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一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顷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

——袁枚《子不语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472页。

《牛飞》

这个故事包含一些哲学意味，“福祸无门，唯人自招”，隐含着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争论。诉诸潜意识的“暗示”，在“冥冥之中”具有人难以察觉的驱迫力量，人会身不由己地想去“兑现”那个“暗示”。这个主题后来被很多文学及影视作品不断重复和思考，又尤其是穿越类的，如《步步惊心》、《想见你》本质上还是在探讨当一个人在已经得知命运的结局之后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反而更加导致了这一结局的宿命感，正是因为努力想要去改变，所以反而恰恰陷入既定“预言”中。这种“宿命感”带有悲剧意义，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的母题之一，自古希腊的俄狄浦斯，到中世纪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再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这种命定悲剧意识的重演。这类故事其实更深刻反映的是偶然和必然的复杂关系，命运的“无常”及“无奈”。

《夜叉国》

孤岛漂流记的原型，《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殷素素在灵蛇岛的生活同样采用了这个原型。蒲松龄《仙人岛》材料来源于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夷坚志（甲志）》卷七有《岛上妇人》一文），而且冯梦龙的《情史》（见卷二十一“情妖类”《焦土妇人》）也描述过同样的故事。不过原本的故事血腥、惨烈而绝望，经蒲松龄的改编，男子的出逃变为了“回家探亲”，并且还带走了一子，给了岛女“男子有朝一日还会回来带她们母子仨人一同回去”的希冀，最后也给了故事一个大团圆结局，即：兄弟俩都有功名，妹妹也有佳配，母亲甚至还被封为夫人。

《小翠》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开篇曾指出女性婚姻与保持文学空间之间的矛盾：“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季娴在《闺秀集序》中也说女子往往“锦泊米盐，才湮针线”
清代才女的小传显示，婚后因遇人不淑或柴米油盐被迫放弃写作的女性大有人在。贺双卿是其中之尤，她十八岁嫁周姓农家子，夫家不能理解并支持她的诗歌创作，出于一种驯化的目的，役使其拼命劳作，继而百般虐待：

“双卿力操井臼，遂病疟……一日舂谷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旁，杵压于腰，忍痛复舂。炊粥半而疟作，火烈粥溢，泛之以水。姑大诟，掣其耳环曰：‘出！’耳裂环脱，血流及肩，乃拭血毕炊。”

清代著名女性词作家吴藻曾写《金缕曲》一词抒发自己愿抛却脂黛的豪气：

生本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 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

《竹青》

日本无赖派作家太宰治曾把《聊斋志异》中《竹青》一篇进行改写，创作出《竹青——新曲聊斋志异》

马瑞芳：“超出性爱，超出婚姻，子嗣凌驾一切、操纵一切，因之常伴以酸腐的理论说教，这样做的结局是损害了人物的性格，使本来明丽的人物带上某些封建道德阴暗的印记，损害故事布局，使原来简约晓畅的故事节外生枝，但蒲松龄乐此不疲，在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中顽强地高唱“子嗣至上’滥调，是畸形的、带明显封建教海主义倾向的两性观。”

辜鸿铭曾说：“在中国，婚姻正如我曾说的，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妻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
“我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妇女没有灵魂，我们只是认为一个妇人——一位真正的中国妇女是没有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