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84天《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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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字词注释
[1] 曾晳（xī）：曾参的父亲。
[2] 彻：撤席。
[3] 曾元：曾参的儿子。
译文参考
孟子说：“侍奉谁最重要？侍奉双亲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身的节操最重要。不失去自身的节操而又能侍奉好双亲，我听说过；失去节操而能侍奉好双亲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没有侍奉的事情要做？侍奉双亲，是侍奉的根本。谁没有东西要守护？守护自身的节操，是守护的根本。曾子奉养他的父亲曾晳，每餐必有酒食和肉。宴席撤下时，一定会请示余下酒食给谁，如果询问有否剩余，一定回答有。曾晳逝世后，曾元奉养曾子，每餐必定有酒食和肉。宴席撤下时，曾元不请示剩下的应该给谁，如果询问有否多余，就说没有了，然后重新呈上，这就叫做赡养父母身体。像曾子那样才可以叫做赡养父母的意愿。侍奉双亲像曾子那样才可以。”
核心内容解读
这段论述核心围绕“事亲”与“守身”两大儒家伦理命题展开，体现了儒家孝道思想的深层内涵。
孟子提出：“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这句话强调了孝道与修身在儒家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认为，人所从事的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侍奉父母；而人所守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守护自身。只有“不失其身”才能“事其亲”，否则即使表面上尽孝，也难以称为真正的孝道。
首先，事亲为大，事亲是孝道的内在精神。孟子认为，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敬顺与理解。他通过曾子与曾元的对比，说明了“养志”与“养口体”的区别，区分了从物质赡养到精神奉养的孝道层次体系。曾子在父亲曾皙在世时，必有酒肉，吃饭时必请示父亲所欲，若有余则必说“有”，这是出于对父亲意愿的尊重与顺从，体现了“养志”的孝道。而曾元在父亲去世后，虽然也奉养酒肉，但吃饭时不再请示，若有余则说“亡矣”，打算下次再进，这仅是“养口体”的行为，缺乏对父亲精神的敬意。“养口体”与“养志”两个维度，前者是基础义务，后者是更高追求。正如《孝经》强调“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真正的孝需要子女通过自我完善来荣耀父母。
其次，守身为大，修身是尽孝的前提。孟子强调“守身”是“守之本”，即守护自身是尽孝的前提。他认为，只有保持自身的人格与道德，才能更好地侍奉父母。如果一个人为了尽孝而失去自我，甚至损害自身，那么这种尽孝是不可取的。因此，“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这句话强调了修身与尽孝之间的内在联系。
“事亲为大”，将侍奉父母置于人伦事务的首要地位，“守身为大”，将保持自身品德完整作为立身根本。二者构成统一的辩证关系，守身是事亲的前提，“不失身而能事亲”，事亲是守身的实践表现。只有保持自身德行完整“守身”，才能真正实现孝道“事亲”。如《毓老师说孟子》指出：“守身即守道，守道方能尽孝”。若为侍奉父母而丧失原则，如行贿求官，则违背孝道本质。这里，相较于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训诫，孟子更强调“守身”的道德内涵，体现战国时期儒家心性论的发展。在“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瓦解期，孟子将血亲伦理提升为普遍道德原则，回应社会转型期的秩序重建需求。
孟子的这段话不仅强调了孝道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儒家伦理中“敬”与“诚”的核心价值。他认为，孝道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敬意与诚心。正如《论语》中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了孝道的内在精神。因此，真正的孝道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敬顺与理解。这段话不仅是对孝道的深刻阐述，也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全面总结。
这段论述典型地展现了儒家伦理的特色：通过家庭关系确立道德根基，将私人领域美德“孝”扩展为公共伦理基础，这种“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深刻影响了东亚文明的价值取向。其中对道德主体性“守身”的强调，也预示了后来宋明理学“修身立本”思想的发展方向。
在物质充裕的今天，子女更需警惕“曾元式尽孝”。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占比已超50%，他们更需要的是情感陪伴和精神共鸣。孟子思想提醒我们：孝不仅是物质反哺，更要“以父母之心为心”，理解并尊重长辈的精神世界。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的两个标签：圣人和乱臣贼子（节选）
（1）孟子应当向谁效忠
宋朝有人写诗讽刺孟子，有两句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shuì）魏齐”。孟子满世界推行王道，但放着周天子不理，整天围着实力派的诸侯们打转，这哪是圣人，简直就是一个煽动叛乱的乱臣贼子啊！乱臣贼子竟然被标榜为圣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两句诗很有名，因为它出现在《射雕英雄传》的一个重要桥段里：书生气十足的朱子柳拿孟子的话来讽刺黄蓉和郭靖的亲昵，黄蓉气不过，吟出这样一首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朱子柳“越想越对，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诗的前两句针对着《孟子》的两则寓言。寓言有马脚，禁不住有心人的推敲，这倒不足为怪。最后两句却关乎大义，于是朱子柳心想：“只怕起孟夫子于地下，亦难自辩。”
如果孟子真的复生，确实不会为自己辩解什么，因为他一定很困惑，不明白朱子柳何以哑口无言，更不明白这首诗到底在讽刺自己什么。很可能在愣了半天之后，孟子会狐疑着说：“难道你要我效忠周天子？那不是让我做乱臣贼子么！”
是的，在周代礼制下，孟子如果向周天子效忠，反而会为正统道德所不齿。社会结构不同，政治格局不同，伦理观念就不同。
周代是宗法封建社会，逐级分封，逐级效忠，最核心的从属关系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如果你是某个大夫的家臣，那么你的效忠对象就是这位大夫。如果你的觉悟太高，想去向国君效忠，甚至向周天子效忠，那么你的处境就会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从此中国社会的主流结构变成郡县制。在郡县制里，虽然行政结构上可以有逐级负责制，但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只能向皇帝效忠。如果你是某位大臣家的总管，你发现这位大臣有某种非分之想，你就有义务向皇帝检举。
（2）治国平天下，只靠一句话
孟子有这样一句名言，原文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zhǎng）其长（zhǎng），而天下平。”这是说“平天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君长，就足够了。但人们偏偏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这话貌似迂腐，但真的说在了点子上。如果孔子能听到，一定会连连点头。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无数的繁文缛节无非都在维护“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这八个字。不需要你有多少爱国主义情操，不需要你有什么奉献精神，只需要你爱父母、敬君长，不需要更多。
那么，谁是你的君长呢？如果你是家臣，那一家的大夫就是你的君长；如果你是大夫，你们诸侯国的国君就是你的君长；如果你是国君，天子就是你的君长。家臣不必爱国，国君也不该跨过大夫直接支使家臣。在哪个级别就做好那个级别的本分，这就够了。如果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这说得通，但如果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匹夫的责任也就只是“亲其亲，长其长”，仅此而已。如果有谁号召匹夫们为国捐躯，那就属于“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3）儒家和法家并不是为了解决同一个社会问题开出不同药方
法家很看不惯儒家。韩非子考察历史成败，觉得儒家喜欢的这种政治格局很不好，这会使全国人民心不往一处想，力不往一处使，国家还怎么富强呢？
儒家和法家的矛盾，其实还不能说是各自给社会开药方，都觉得自己的药最灵，而是在核心诉求上就有差异。如果一定要拿开药方来比喻，那就可以说，儒家开的是营养液，为的是让病人康复；法家开的是壮阳药，为的是让病人“能行”。病人康复之后能不能行，儒家不关心；病人“能行”之后健不健康，法家不关心。就是说，法家关心的是富强，儒家关心的是和谐。
今天很多人觉得这两个目标并不矛盾，但在古代，秦朝就是富强但不和谐的典范：中央的控制力强了，对百姓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国家统一了，也就意味着受苦受难的人无处可逃了。都知道战乱死的人多，但修长城死的人是不是更多，不好说。战乱使人颠沛流离，但和平年代了，一会儿几十万人北上修长城，一会儿几十万人南下开疆拓土，一会儿又把全国富人强制拆迁。就算还有什么“国际社会”看不惯（当然已经没有了），也无所谓。
这才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的这两句名言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值得八卦一下的是，张养浩，字希孟，“养浩”化用《孟子》修心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希孟”的意思是“以孟子为榜样”。古人的名和字都有呼应关系，看名能理解字，看字能理解名。
话说回来，法家的富强之路虽然看上去不算美好，但儒家的和谐之路也有很大的麻烦。当然，两者性质不同，前者是搞不好，后者是行不通——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也和谐，我也和谐，慢慢当然也能富强起来，但问题是，如果你在搞和谐，邻居们全在富国强兵，你能和谐几天呢？
（4）逆历史潮流而动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已经到了极致，礼乐制度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已经被扯掉了。战国七雄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在生死存亡的竞争高压之下，和谐之路注定是一条死路，这就是孟子之所以处处碰壁的原因。而富强之路就算再不和谐，至少生存几率最高。再说不和谐的代价主要由平民百姓承受，雄才大略的国君哪会在意呢？
是的，从封建到集权，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人情味没有了。如果你想对封建社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可以看看《权力的游戏》和《唐顿庄园》。领主和领地里的百姓世代相处，如果哪里遭了灾，领主即便叫不出所有受灾者的名字，至少也很清楚他们都是哪家的人，脑海里能够浮现出一张张脸庞，甚至记得起这些人的父辈和祖辈。而在集权社会，如果哪里遭了灾，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不过是一串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数字，而地方官几年一换，天然就有刮地三尺的倾向，反正刮干净之后，这片土地，这些人民，和自己再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是清官，也只是凭着理性和责任感做事，很难和当地人培养出多深的认同感来。从封建到集权，是一个社会越来越冰冷，人情越来越浇薄的过程。
早在春秋后期，就已经出现了集权化的苗头。诸侯为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被吃掉，更为了吃掉别人，天然就会有走向军国主义的强烈动机。要搞军国主义，就必然多征税，多征兵。要想多征税，多征兵，国君一言堂才最有效率。要想让国君一言堂成立，逐级效忠的传统格局就必须拆碎，宗族聚居就要变成编户齐民。
后来战国七雄都在走这条路，只不过步伐不一，秦国只是因为历史包袱最轻，所以走得最快而已。这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注定会更不堪，弱肉强食注定会更激烈，想要倒回周公制礼的和谐秩序注定不可能。哪怕再站出来一百个孟子，弘扬道德，散发正能量，也注定不会有任何收效。退一步说，就算真有收效，那也注定谁信了这套谁先倒霉。
再退一步说，即便有哪位国君比孟子更单纯，真心推行孟子的主张，其他诸侯还都约好了不来骚扰，全在一旁看热闹，那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发现，在这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说来容易做来难。这就像今天常有人说：让房价降下来很容易，只要每个人都坚持一年不买房；让交通有秩序很容易，只要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
参考资料
《孟子的两个标签：圣人和乱臣贼子》，得到课程《熊逸书院》，2017年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