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族群，曾在中国建立了三个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947—1125）、西辽（1132—1218）；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1271—1368）。重叠的年数不计，只从辽代到元代终止，已有四百二十余年；这三个族群建立的征服王朝，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而且大片中国疆域曾由北族统治，中国人群成分与文化因素，无不经历相当程度的改变。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外来族群进入汉地，居住久了，大致都接受汉化。然而，汉人地区之外，这些征服王朝还有相当广大的土地与人民，单从汉化着眼，往往也有失真之处。
草原上的人民，通常分散为部落，部落之间也散漫无所归属。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环。
在政治制度上，后元虽然再度分散为若干部族，却又能以藏传佛教信仰及蒙古新旧文字相互联系。从此数百年来，中国北方与西边的草原上，只有一个蒙古族群。
同时，虽然女真的霸业为时短暂，即为蒙古代兴，但是中国东北的女真故地，却在明代继续与中国汉地政权激荡，终于在努尔哈赤手上，满洲又成为东北地区的强大力量。满洲与蒙古之间，虽也有过斗争，从大的方向看，两个族群的关系，合作多于对抗，这两个东北林野的渔猎族群与草原上的游牧族群之间的联系，当以藏传佛教的涵化为重要力量。其次，满洲文字承袭蒙文，也促成了两个族群的共同意识。
中国汉地经过三个征服王朝的统治，也承受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中国北方，中古以前是中国文化的腹地。近古以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活动移向南方。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为藩镇割据，燕云十六州割为辽有之后，北方更长期为北族统治。
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缘故，当是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征服王朝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简言之，三个征服王朝，一个接一个，累积的长期效果，其遗留于北族与汉族社会的影响，有其长远的意义。一方面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汉族社会性质的若干改变。
摘录来自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许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