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范的这次战争，是晋国卿族之间以战争的形式解决内部矛盾的开始。若回到景、厉公时期，君权虽然经常被卿族所挟持，卿族的内部斗争也很是剧烈，但以往的卿族内斗，比如栾、郤讨赵氏的下宫之役，栾氏灭三郤的车辕之役，卿族往往要寻求公室的支持，借助公室的力量来消除异己，或者许多行动本身就是由公室主导的。仅凭卿族自身的力量，是没有绝对的把握战胜政敌，并在斗争后维系家族生存的。

卿族进行内部斗争的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在公室主导的秩序下占据更多的主动权。公室为了消除侈卿的威胁，也乐于参与其中。在这个时期，公室无论是土地财富，还是武装力量，终究还是要强于卿族的。以三郤的富裕和强大，其私家力量也不过是“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即便知道公室将要讨伐自己，也不敢飞蛾扑火，拼死一搏。

然而到了栾范内斗的时候，栾氏起兵为乱，虽然是栾盈为了回国夺取权力而进行的绝地反击，但也至少说明栾氏有敢于与公室与对峙的资本。如果说栾氏的起兵是困兽犹斗的话，在国内身居高位的魏氏敢于协助栾氏夺权，则说明魏舒有着能够战胜公室及范氏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来源于他们强于公室的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公室在这次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中的一个傀儡。六卿之中即便不是所有家族，至少有一部分的家族，无论其财力还是武力，都是远超公室的，因此才能够不忌惮公室的态度肆意妄为。

卿族实力的攀升除了我们之前所叙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县制在晋国的发展。在早期的历史中，诸侯土地狭小，分封土地往往是以邑为单位进行划分的。春秋初年，晋国的行政组织也大都是以都、邑为单位。但随着疆土的扩大，晋国的国境线也随之而拉长，公室无力在每个关口都派兵戍守，因此就开始采用县制，将拥有战功的大夫分封到边地的县中，以其私家力量为国家进行戍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县和都、邑之间的巨大区别。拥有邑的大夫，只需要向国家缴纳贡赋，输送兵员即可，然而县却需要组织私家武装，这就使得县具有了小型诸侯国的功能，成为一个军政合一的独立主体。而随着晋国政治的演变，县这一级的行政区划逐渐向内地发展，以至于晋国故绛也成为县一级行政单位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曲沃是晋国宗庙所在，晋献公清除公族时曾经下令，曲沃只能属于公室，不再分封给贵族。然而随着局势的演变，曲沃还是分封到了栾氏的手中。

县的兴起和土地私有化是相伴而生的，在春秋早期，土地虽然分封给了各大夫，但是公室仍旧可以以各种理由收回其土地转封他人，国君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然而到景厉时期，这一点就开始逐渐起了变化了。郤犫在鲁国娶了子叔声伯的妹妹，为对声伯表示感谢，曾决议赠给声伯一个邑，而这并不需要国君的同意。

随着卿族土地财富的扩张，卿大夫侵蚀公室土地，兼并其他贵族领地，其下辖的县也越来越多。这种带有军政一体性质的县不断增加，在卿大夫的手中不断聚集，其私家武装就很惊人了，以至于到最后单个卿所直接控制的财富和兵员都远超公室。

卿族财富的急剧扩张让普通的大夫都噤若寒蝉，中产阶级上升的通道也就被完全封堵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的复兴。栾盈被逐后，下军佐出现空缺，由于晋平公的宠信，程郑被任命为下军佐，然而这件事情却始终让程郑高兴不起来。当时有郑国使者公孙挥到晋国访问，程郑就私下里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平安地降级呢？”

公孙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一时也答不上来，待到回国后跟然明说起了这件事，然明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这个程郑恐怕是命不久矣，即便不死估计也会流亡国外。”事情果然不出然明的预料，第二年程郑果然就死了。

从栾盈被逐，到程郑佐下军，中间的三年的时间里，下军佐一直处于空缺状态，没有人愿意去争夺，这时很让人匪夷所思的。而程郑被任命为下军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降级，似乎是在向卿族宣示：我程郑并不想参与到你们的争斗中来。

这就意味着，在卿族和普通贵族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使得晋国的大夫们避之唯恐不及，更遑论要越过这条鸿沟。卿族之中最弱的韩氏，为了求得自保，采取了与赵氏绑定的办法，借用赵氏强大的宗族力量来保护自身安全，这也是韩起之所以让赵武上位的原因。

类似于程郑这样退避的事情在这个时期并不鲜见。如齐国的晏婴在他的父亲死后降低了守丧的规格，有人提醒他说，这不是大夫的礼节，晏婴却回答说，只有卿才算是大夫，才能使用大夫的礼节，我还是免了吧。庆氏之乱后，有鉴于晏子对公室的忠诚，齐景公封给他六十邑作为奖赏，但被他拒绝了。与此同时，与晏婴一同受赏的子雅只接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子尾则在接受之后不久又归还了封邑。

卫国的公孙免余有功与卫献公，卫献公赐给他六十邑。公孙免余他认为自己地位低微，如果有了与自己地位不匹配的俸禄，是取乱之道，因此坚辞不受。在卫献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勉强接受了三十邑。

在郑国，出于七穆家族印氏的公孙黑肱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再临死前，将自己的大多数封邑都归还给了公室，只留很少一部分供给后人的吃穿用度和祭祀之用。除此之外还遣散了大量的家臣用人，家里的的一切活动，包括祭祀在内，都要从简。国氏的子产，因伐陈立功，郑简公赐给他六个邑，他坚辞不受，在简公的一再坚持下，他也只接受了其中的三邑。

这些都是他们谋求宗族自保的方式，用晏婴的话来说，他们之所以推辞赏赐，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变得富有，而是害怕因之而惹来杀身之祸，以至于连自己原有的财富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在早先的时代里是很少会发生的，如在景厉时期，受宠于公室的韩厥、伯宗以及后来被驱逐的所谓不臣者七人，即便是不能担任卿位，也很乐于为国君卖命。弱势的宗族通常与公室是共生的关系，公室强大，他们就可以依凭公室的保护发展并壮大，免于被兼并。然而当公室无法与卿族相抗衡的时候，失去了保护的贵族就难以免受被兼并的命运。这个时候唯一能够使得自己家族自保的办法就是削弱存在感，以减少世家大族的觊觎之心。

还是晋平公的随从师旷一语击中要害：“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