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临近天亮的时候，王季和崔建国把一麻袋烂菜修剪完毕，白菜、蒜苔、油菜、菠菜这些，就用绳子扎成小捆；青椒、茄子、西红柿、黄瓜这些就堆成小堆；把修下的废菜装进麻袋扔出去，家里俨然就成了一个小型的菜市场了。王季舒了口气，望着鲜活嫩绿的菜捆和菜堆，又望了望崔建国，说：
“咋样，能不能吃？”
“能，能吃，我老婆就是聪明，咱们以后冬天都不用腌菜了。”
“不仅能吃，还能卖，明天跟房东说说，把这些菜放进他家的菜窖里。”
菜窖就在院子里，公用的，那年月，城里的平房都有菜窖。菜窖里温度适宜，冬暖夏凉，菜放在里面既冻不坏，也晒不干，保存着十来八天问题不大。
其后几天，崔建国仍和客人们喝酒看电视，王季仍和牛大妈聊天看电视，只是到了傍晚的时候，王季就拿着麻袋去了菜市场。深夜里，客人们走了，王季和崔建国两口子就开始弄菜，有时弄弄那个。第二天把弄好的菜保存在菜窖里。
陈真单枪匹马杀进虹口道场，把所有坏人都铲除的时候；郭靖单枪匹马上桃花岛向黄药师提亲的时候，春节长假已近尾声了，房东的菜窖里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新鲜蔬菜，都是王季和崔建国的辛苦所得。为了讨好房东，以方便使用菜窖，王季向房东说：
“叔，姨，窖里的菜随便吃。”
王季嘴不馋，若是只为了一口吃，她绝不会牺牲几个晚上的睡眠和恩爱时间弄这些菜。她另有目的，就是卖菜。卖菜只是个起步，是她步入生意人行列的敲门砖。正月初八，崔建国去上班了，临走时，他说：
“不许再出去打工了。”
觉得不够威慑力，又说：
“你要还出去打工，我就不上班了，让咱家穷死。”
王季点点头，答应了。她确实没跑出去打工，而是到街上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骑回来，把窖里的菜装在三轮车上，又骑出去。她挨门逐户地推销这些虽然残缺不全却仍散发着绿色光泽的蔬菜。她不隐瞒，说这些菜都不好了，但是修剪过；说不隐瞒也隐瞒了，她没说这些菜是捡的，说自己是个蔬菜批发商，这些菜扔掉可惜了，她就修剪出来低价卖。隐瞒不是故意欺骗，是怕别人眼红，也学着她捡菜、卖菜，和她抢生意。
有人买，有人不买。买的人觉得便宜，比菜市场上的菜便宜多了，品相也没什么大问题；不买的人觉得贵，比起吃酸菜还是成本大。县城虽不大，但对于王季来说已足够大了；人口虽然不多，但对于王季来说已足够多了，菜竟然不够卖，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捡菜没那么快；二是就算她能捡那么快，菜市场也没那么多的菜让她捡。她反而很轻松，上午两三个小时就把前一天捡回的菜都卖完，然后接着到菜市场捡菜。就这样，等到农民的蔬菜正式上市时，王季家已经成了万元户，这不过是几个月的事。八十年代的万元户，就这个小县城而言，算不上首富，但足可称为土豪了。
王季并不满足于此，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她开了一个小卖部，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个体户。这时，她才深切体会到郭玉梅说的话，钱真的很好挣，好挣到像捡。就王季住的这条街，除了仅有一家供销社，再没个做买卖的。
那家供销社，是一个大龄女青年站栏柜，态度十分不好，说话很冲，多问她几声句就不高兴，喊人。这好理解，供销社不是她家开的，卖多卖少跟她半毛钱关系也没。但王季不一样，她是老板也是员工，态度和蔼，服务周到，有时搞个买一送一的酬宾活动，所以她的小卖部很快把那家供销社挤塌了。
她买了一片地，虽然略偏些，但价格便宜。现在车很便宜，地很贵，贵到一般人不敢问津；那时的地很便宜，车却很贵，贵到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王季就在这片地上盖了两排四套平房，自己住一套，把其他的都租出去。有一天，她对崔建国说：
“老崔，你不要在粮站干了，跟我做生意哇。”
崔建国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有了崔建国的帮助，王季更是如虎添翼。崔建国做生意不如王季会精打细算，但他仗义，王季预料没错，仗义绝对是个好品格，这个好品格马上便派上了用场。顾客们都喜欢他，相反地，王季反而成了个抠门儿的人。当然，这只是相较而言。他们两口子，谁都是喜欢的。
王季又开了一家饭馆，接着是几家，雇了厨子和服务员，她就正儿八经地当起了老板。但老板这个词有点土气，所以人们都称她王经理。现在，连售楼部的小姐、保险的业务员都自称是经理，老板改成了BOSS，但在那时，经理绝对是个类似于总理的郑重的尊称，不是谁想叫就能叫的。
王季发家了。
这个发家，就得感谢牛大妈。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进入了快车道，那么王季就是坐上了飞机。但这个世界总是不完美的，人的一生总是有缺憾的，对于王季来说，她的缺憾就是不会怀孕。她开始以为是崔建国的问题，因为在此事上，她有成功的经验，她能生出孩子。当初一不小心就能怀孕，何况现在和崔建国如此辛苦地耕耘呢？
于是对崔建国各种治疗，然而无效，那时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终于有个大夫发现了端倪，问题出在王季的身上。王季刚满月就在大雪地里跑，带出了病，落下了根，无法康复了。这就是王季为前段爱情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仅需要她自己承受，还得崔建国和她一起承受。夜晚，王季伏在崔建国怀里痛哭失声，说：
“老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她一连说了无数个对不起，这时她才意识到，她是真的对不起他。花大价钱娶老婆为个什么？如果是现在，为了性需求多些，顺带生个孩子；但在那时，生孩子绝对是首要任务，传宗接代，继承香火。崔建国虽然没花大价钱，但最孩子的渴求那绝对超越性需求。然而崔建国却不介意，抚摸着她的头，说：
“没事，我们把那个孩子接回来哇。”
他说不介意，那是言不由衷的，但这事不会因为他的介意而扭转，所以他只能不介意了，这就是他够男人的地方。就算他介意，孩子还是生不出来，反而弄得心情不好，家庭不和睦；如果他不介意，尽管同样生不出孩子来，但是心情好了，感情得到了深化和升华。
而且，转念一想，王季和胡存良的孩子迟早要接回来的，这是他们婚前的约定。如果他们再有了孩子，孩子之间难免会有摩擦，一边是亲生的，一边不是亲生的，他怎样才能做得恰到好处？一碗水永远端不平。人人心里有杆秤，但是秤不是天平，是秤就难免缺斤少两，秤杆高一些低一些，就显示出了差别。现在王季不能生，反倒把这个矛盾消除了。所以凡事都有好坏两面，就是这个道理。王季紧紧地抱着崔建国，边哭边说：
“你知道你有多好不？”
崔建国反问：
“你知道你有多好不？”
尽管崔建国如此说，但王季还是决定暂时不把孩子接过来，因为她当初就说过，要等到孩子七八岁上学的时候才把他接到城里受好的教育；还有个原因是，王季还是盼望着能给崔建国生个一男半女，要不太委屈他了；还有个原因是，她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钱还不够多。
钱不是万能的，但钱绝对可以解决许多与钱无关的事，至少可以弥补许多事。比如，一个好姑娘嫁给一个坏小子，家里有了钱，仿佛这种坏就不足为坏了。有了钱，让崔建国活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用这种风光和体面带来的快乐冲淡没有亲生孩子的遗憾。
所以到了1990年，王季才决定接孩子。
从1983年她离开农村到现在这七年间，她从未回去过。她不知道农村变成了什么样儿，还是那样落后还是面貌焕然一新？她也不知道父母和两个弟弟变成了什么样儿，他们有没有为他们曾经做过的事自责和忏悔过，还是他们现在过得有滋有味无忧无虑？她更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什么样儿，是穿着破衣烂衫抹着满脸鼻涕的邋遢小子，还是眉清目秀器宇轩昂的小帅哥？
这七年间，王季的变化简直是翻天覆地的，脱胎换骨的，沧海桑田的。七年前，她就是个土里土气的农家女，七年后，她则是个意气风发的成功企业家了。她现在不必去对比农村人，即使和城里人比，她也是先进的，数一数二的。人们对她的称呼已不再是王经理了，而是王总，或者王董事长，或者王老板。
而她，不过是个刚满三十岁的女人。
这年，她买了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进入九十年代，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而且彩色电视机正在逐步取代黑白电视机，黑白灰的画面变成了五颜六色，姹紫嫣红。但区别不止是颜色，还有剧情，由颜色引发的人们对剧情的不同判断和理解。
当时很火的一部香港连续剧《义不容情》，最后一集，阿健在教堂里等着楚君，在他睡着的时候，一个女人走了进来，留了一张写着“君已死，请忘记”的字条后就走了。看黑白电视的人认为，那就是楚君，只是她不想见阿健；而看彩电的人却认为，那不是楚君，而是阿健的妹妹。理由是，那个女人穿着红鞋子和红裙子，染着红指甲，阿健的妹妹也是穿得红鞋子和红裙子，染着红指甲。
区别还有屏幕变大了，原来的旋盘也变成了按键，十二个小巧精致的按键，看着就十分有质感，有品位，高端大气。除了电视机本身，节目也丰富多彩了，城里很多人家装了有钱，信号稳定，画面清晰，再也没有雪花斑点和被电波干扰的斜道道了。
所以电视机已不足为奇，但小轿车绝对是个奢侈品，就王季买的桑塔纳，在县城里也是屈指可数的。那时不叫轿车，叫卧车。她就是开着桑塔纳回的老家。崔建国本来想和他一起回去，最后两人通过一番讨论后，觉得还是王季一人回去较好些。王季的意思，是不想让村里的人对崔建国说三道四。当时的观念，像崔建国娶了王季又把王季未婚先孕的儿子领回家，这种行为绝对不是好品格，反而是被人耻笑和蔑视的。
从县城开卧车到村里，不过一百公里的路程，但全是土路，足足走了三个小时。王季是在入夜后回的村，她不想见除三红和孩子以外的其他人。她准备了五万块钱，三万是给三红这些年的补偿，两万是让他替她保守这个秘密。
村里通电了，远远望见灯光点点。三红的父母过世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已成家，所以他就住在父母生前留下的土坯房里。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注意，临近村子时，王季把车灯关了，摸黑前进，好在月光不错，能看得清路。
越是临近村子，她越是紧张，思绪不自觉地飘到七年前的那个下雪的夜晚，隔了七年，仿佛隔开两个世界，一切都变了，她的儿子成了别人的儿子。越是紧张，车开得越慢，她索性把车停在路边树林里，步走进村。
一边走，一边想，三红会不会把孩子给她，孩子会不会认她？她不认她的家人，孩子会不会和她一样不认她？怎么把前因后果告诉他，他会不会相信？走着走着，就到了当年白云山扔孩子的地方，那堵破墙已不在，都开成了农田，但她能认出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差点葬送了她的孩子；也是这个地方，让她的孩子获得了新生。
就给他取名叫路生吧。王季想。
三红家就在村口，屋里亮着灯，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要去私会她的情人一样。她抚着胸口平静了一会儿，就抬起脚步往三红家走去。脚步沉重不堪，像坐久了的人腿脚发麻，像七年前离开村子时的那个夜晚，心力交瘁。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有那么一刻，她想要放弃这个打算。
短短的几十步，仿佛成了永不可到达的永途；三红家的灯火，仿佛成了虚幻的海市蜃楼。这漫长的路途，忽然又变得短暂，似乎就在瞬间，她已站在山红家的院门口，两根从大门垛方孔里伸出的椽子拦住了她的去路。
她侧耳细听，没听到孩子的哭声；孩子七岁了，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地哭，应该笑才对。但她也没听到孩子的笑声，孩子的任何声音都没听到。三红的笑声却隔着玻璃窗传了出来，还有电视的声音，大概是三红看电视被逗笑了吧，或者他在逗着孩子，或者他家还有外人在。
犹豫了半天，王季平复了一下情绪，伸手推开上面的一根椽子，抬脚跨过了下面一根。她放轻脚步，慢慢地踱了过去。到了屋门前，伸出手掌要推门，却又犹豫了。屋里只有三红的笑声和电视的声音，却没有孩子的声音，也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咽了口口水，伸出的手掌屈指成扣，又犹豫了半天，在门板上敲了几下。大概是电视的声音太大了，三红没听见，半天没过来开门。王季舒了口气，推了推门，里面没顶，她战战兢兢地走了进去。
三红背对着门口，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电视，对面的柜顶上，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着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主角与配角》，三红被逗得哈哈大笑。他看得很专注，连王季进来都没察觉。
王季环顾了一圈屋子，屋里除了三红，再没其他人；炕角堆着一卷铺盖，当中放着一张炕桌，桌上摆着一只碗，一只盘，想必是吃过饭懒得洗；炕棱上摆着一个卷烟盒；屋里散发着一股扑鼻的糟气；墙上的钉子上挂着两件衣服，却没有孩子的衣服。王季不禁疑惑起来，孩子哪去了？看这情况，不像是个有孩子的家。
忽然之间，她有种不祥的预感，难道当年捡走孩子的不是三红吗？或者是三红捡走了孩子又送了别人，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还是可巧今天孩子不在家？尽管王季决定不再和父母相认，但她还是决定要回趟家，要弄清孩子的下落。村子就这么大，谁都认识谁，无论是谁捡走孩子，都瞒不了任何人，尤其瞒不了她的父母。
王季没惊动三红，悄悄地退出门，出了院子，就往自家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