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在汉字形体的发展过程中，古人不仅要求其满足与实用的功能，而且不断的为其赋予艺术的品质，使之成为一种多姿多彩，足以立足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特殊形式。其一：书法附着于文字。其二：主体是要和书法风格具有复杂，而微妙的象征意义，并始终与文化相伴。

  某些书家的的极端个性追求，并不会对书法主流的传承有太大的影响。其他装饰性书体，均为变例，居从属地位，古人称为杂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后有唐太宗大力推崇，确立王羲之书法的正统地位，在古代，正定文字都有规范书法形态的意义，统一书体的规范。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从宋代开始，明确以颜体为代表的唐宋人分支线索，与王系并行，而统归于王。分支的存在但不足以动摇王系的正统地位。

  书法传承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名家楷模，二是稳定的传承线索，二者皆需要文化传统的支撑。传统是历史的产物，一旦被认知，即以近乎真理的规定性，导引着历史的发展，并实现其自我的延伸。唐太宗尊王羲之的理由是，王书尽善尽美，属于优美典雅的类型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和社会化的适应性，富有典范意义。正是儒家悦感文化和经世致用、有伦理教化意义的楷模，符合道、德、仁、艺一体化思想的审美知趣。

  王献之书法逸气过父，开唐代狂草的先河，但由于太宗贬斥，使得狂草受挫，王羲之书法的大统的独尊是以损害书法的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况以刀斧之迹论艺术源流，不可取。

  书家分三类：曰中行，曰狂，曰狷。作品多三类：曰中和，曰肥，曰瘦。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被和，和亦不可离中。所谓纲常取于中，权变达于和。权变是个性施展，纲常是标准法则。纲常摆动权变实现自我延伸，权变依于纲常呈现姿态万千。

  书法论著可以划分为汉唐、宋清两个阶段，汉唐语多简质，须再发掘。宋清以笔记、题跋为主，绪论平实而具体。

  人与自然的和谐，立天定人。古人懂得理解自然，欣赏自然，并把自然之美移入艺术，使感受与创造新的价值。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字出于自然，书法亦出于自然。作书兼备阴阳二气，沉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其势来不可挡，势去不可遏，自然，阴阳，刚柔，法象。

  书者有二观：一曰物，二曰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确立王书大统，书远于法，古，雅二字一生无分，不可不慎。临古人佳翰，则体格神味自然古雅。唐楷以法度取胜的，就是以规矩见长。米芾以为唐人楷书“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古人认为：书法的达性抒情，一则出自天性，正如万物有灵。二则应遵循其秩序，有所节制，前者以自然为参照物，后者以哲学、伦理为依托。古大书法家，集文人，学者，书写实践，评论于一身，由此决定其经验的综合性。

  书者，笔力，筋，骨为首，神，气，韵，遒，雄为衍生品。书为心学，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风神骨气居上，技道两进，人品即书品。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愈可爱也。坡公云：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晋，南北朝时期，碑刻，砖石墓志，摩崖 造像记等被归入楷书的作品中。南北朝时期，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北书雄健，南书温雅。后经历隋四十余年，相互融合，区别大大减少。相比之下，虞书乃纯然南系，褚字已有唐楷法新风，论南北书风之融合，当属欧阳询。太宗好书尊王，王书得中和之美，兼有实用和艺术的楷模意义。帝王的倡导，足以移风易俗，弘扬教化，具有明书理、正人心的作用。李邕出，专以行书称能，至颜真卿，始变其体制。唐楷循法度之路，与科举要求“楷法遒美”有关。所谓官楷，颇能像其品格。小篆，自李斯始，李阳冰善之。唐人用硬毫小笔，起止自然留有锋锷。

  唐楷模归于国家，北宋转为个人，大都随波逐流，故不能长久。晋唐人书法追求象人，侈人入书，使书法具有理想、普遍的人格之美。宋人书法追求象我，具有真实的个性人格之美，不承担社会义务，工拙还在其次。书法病韵的原因在于读书少，刚胸次不高，昧于强见，是以意气精神无由生出，风流儒雅无从见于笔端。

  米带，道德文章皆不足称，率性以颠，笔挟风雨，意气纵横，面目多变，锋芒所向，神气完足，意是我自是刷字，均其传神之语。

  自元起，书法再无盛况，元有赵孟頫，明有董其昌，文徵明等，至清代，书法与绘画融为一体，使其字体带有艺术性，清人后专于碑刻，终无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