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决定去看医生，但专家门诊只在周一开，即便网络挂号十分便捷，也等了两周才排上号，周一上午的第一个号。

十一月的早晨并不很冷，尚有些还算明朗的阳光，她裹了裹呢子大衣，望着眼前的建筑工地，找不到入口。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孕妇蹒跚走来，她悄悄地跟在了孕妇身后，从工地的过道穿进去，走过一条巷子，远远地望见了住院部的大门，大门对面是门诊。

大厅里聚着好些人，看医生这种事情，永远有人比你来得更早。咨询台前围了八九个讲方言的老人，她的声音淹没在老太太们尖利的嗓门里，连自己都听不真切。四下环顾，三四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站在挤满人的自助挂号机旁边，她选择了那个瘦削的年轻女志愿者，小心地询问她，没有市民卡和医保卡，要如何取网上预约的号。

女志愿者问过咨询台里那个被老太太们围堵的胖护士后，得到的答案是，带着身份证去窗口挂号。

五个挂号窗口，开着两个，两列队伍蜿蜒在大厅里，她站在年轻人更多的那列队伍之末，听着一旁的年轻女人和保安吵架，因为自助发票打印机出了些故障。待年轻女人愤怒地离开，她也终于站在了挂号窗口前，比预约的看诊时间迟了十分钟，愧疚使她的声音在喉咙里打转。

“请问……科室在几楼？”

“右拐，二楼。”

回答者并不看她，她欣喜地逃向二楼。穿过骨科的走廊，她抬头看到了精神卫生科的标牌，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她悄声念着标牌底部那串小小的英文字母。Mental，她讨厌这个词汇，并坚定地相信厌食不应该和这个词有所联系，但进食障碍门诊的确在这里，门上连快标牌都没有，只贴了专家的名字和职称。

轻轻敲了敲门，没有得到回应，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她看到三件挂在门后的白大褂，犹疑起来，最终还是缓慢地转动门把手，将门推开一条缝，又慌乱地关上。医生正在屋内和一个中年女人交谈，她为自己的冒昧和鲁莽感到羞愧，手足无措地站在门口，将头转向一旁。

她需要等待，不远处的长椅上正好有一个空位，但她不能走过去坐下，长椅上已经坐了一对母女。女儿戴着口罩和棒球帽，染成粉色的长发搭在背上，母亲翘着二郎腿，坐在女儿身边，她们并不说话，都低着头盯着各自的手机屏幕。你怎么能确定那是母女呢？她问自己。盯着别人看很不礼貌，她对自己说。陆续走过来的三个女人挡住了她的视线，将她从羞愧中解救出来，但下一瞬间她又开始打量刚到的三个女人，她确定这三个女人没有相互认识的可能性。最年长者衣着颇优雅，使她想起父母家楼下那位拉小提琴的老太太，但眼前人更温婉，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深蓝色丝质围巾，右手臂上挂着一只奢侈品包。中年女人站在年长者前面，离她更近，那乱蓬蓬的花白头发在脑后捆成一个马尾，马尾粗糙而低垂，耷拉在泛着油光的双肩背包上，她低下头，看到一双有些过时的运动鞋，左右两只裤腿都挽了上去，左高右低。最年轻的，则像是打工者，饭店和商场里随处可见的那种。

不要再打量别人了，她告诫自己，这不礼貌。于是强扭过头来，看着对面房间的门牌，psychiatrics，又是一个她不喜欢的词汇，再次转头，另一扇门上的标牌印着psychiatric，令人反感。

时间凝固，空气沸腾，她犹豫要不要离开，屋内的中年女人还没有出来。正要做选择，一个比她小不了多少的女孩子拍了拍她的肩膀，她警惕地看着那个女孩，见女孩开口道。

“你是……，你是一号吗？”

自己的名字很生僻，她感到抱歉，赶忙点了点头。

“外面的广播已经叫过你的号了，你赶紧进去吧。”女孩提醒她。

一时间，三四个念头在脑袋里闪过，女孩也许是排在她后面的二号病人，应当庆幸没有听到广播，进退两难，要不要敲门，要不要进去？

她敲门了，进去了，中年女人见她进来，便和医生道别离开。待门再次被关上，她才坐到中年女人刚才坐的那把椅子里，将病历放到医生的桌上。

“大概是什么情况？”医生问。

听口音应该是本地人，她想着，而后斟酌着词句，回答说：“进食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太愿意吃东西，吃完东西会很难过。”

废话，这是进食障碍专病门诊，到这里来，难道还能有别的问题吗？她习惯性地在心里驳斥自己的话，这使她感到愧疚而愉悦。

“大概多久了？”

医生似乎喜欢使用“大概”这个词，她反应着，决定给出一个大概的答案——两周，或者三周吧。

“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

她看着医生，好像这样就可以提醒医生，她只是因为进食障碍才来到这里的。

“之前有发生过别的事情吗？”

医生再次发问，同样的问题，但多出了一个字，好像那个多出来的字强迫她给出回应。

“睡眠障碍。”她明白医生试图知道这个，“之前有睡眠障碍，但是吃过一种褪黑素之后，好转了很多。”

“什么程度的睡眠障碍？”

当一个人以病人的身份出现时，便失去了选择和保持理智的权利，她明白这一点，所以不能责怪医生忽略她的后半句话。

“大概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但现在已经好转了很多。”

“为什么无法入睡？”

再次被忽略，却无权生气，只能尽量坦诚和准确地回答医生：“因为焦虑和羞愧。”

她想要强调此刻坐在这里的原因是进食障碍，睡眠是个题外话，交谈的重心已经跑偏了。然而她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医生开始敲击键盘，在电脑里输入着什么。

“我们需要给你进行一个心理测试，”医生说着，看向她的眼睛，并在她还没做出反应时，补充道，“准确来说，是好几个心理测试。”

“哦。”还能怎样呢，她想，已经坐在这里，反抗是没有意义的。

“先到楼下交钱，再到对面的房间做测试，测试完拿着结果来找我。”医生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开了单子递到她手里。

接过单子，她起身，微微弯腰向医生道谢，又将椅子推回原位，才转身离开。

大厅里更喧闹了，所有声音混杂在一起，叫人头疼。她将单子递入收费窗口，听见工作人员的声音隔着玻璃传来，那声音带着本地的方音，对她说：“你得给我三十块现金。”

“实在抱歉，我没有现金。”她慌忙解释。

工作人员抬头看着她，神色有些诧异，随后才开口：“我没说话啊。”

她愣了愣，连道歉的话也讲不出口了，只得慌忙用手机付账，又道了谢，抓着收费单离开。

进食障碍专病诊室对面的房门开着，房间并不大，甚至有些拥挤，里面坐着三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年轻那个正在整理文件夹，另两个则在聊天。她无意偷听，却还是清晰地听到了谈话。

“她觉得是以前的技术不好，检测有误，现在技术好了，就一次次地去做亲子鉴定，觉得孩子不是他老公的。”女医生的语气平淡，“奇怪的道德感让她出现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看过相似的案例，”另一个开口了，语气同样的平淡，“改天我找给你看。”

“那就谢谢了。”

见她走进房间，医生们停止谈话，且迅速离开。她则将几张单子递给年轻的女医生，学着刚刚听来的那种平淡，询问道：“您好，请问，是在这里做测试吗？”

年轻女医生看着单子，皱了皱眉头，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多？”才又抬头对她说，“是的，就在这里。”

她被安排到一台老旧的电脑面前坐下，电脑还使用着Win97系统，老旧的界面似要把她拉回童年，而年轻女医生熟练地调出测试界面。

“按照上面的指示来做，尽量不要回避问题。”

“好的，谢谢。”

女医生转身继续整理文件夹，留她独自面对电脑。她清醒而坚定，快速阅读了电脑屏幕上的字，并作出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她坦诚地回避了关于家庭的大多数问题，即使已预感到这种坦诚会带来麻烦。本可以不坦诚，所谓的测试机械而刻板，像是用平面几何的方法解决立体几何的问题，要欺骗它很容易，但她做出了选择，有选择的选择。

中途又有另一个人走了进来，之前那个女孩，那个“二号病人”，她扭头看到女医生将一张A4纸递给“二号病人”，似乎也是一套所谓的测试题，但不会超过十五个问题，她能确定。

二号病人大学本科在读，有一个男朋友，她一边继续自己的测试，一边获取着关于女孩的信息，但只有这么多，因为她很快结束了测试，离开房间，等待结果。

站在过道里，人更多了，过道尽头靠窗的地方站着几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她们打量她，但也许是错觉。而刚刚在测试题里看到的三个错别字，让她浑身不适。她想迫使自己停止思考这些问题，于是，戴上耳机听乔瓦尼·玛拉蒂，又打开软件，继续读格雷厄姆·格林，世界总算恢复平静。

这种平静只维持了不到十分钟，年轻女医生将一叠报告单交到她手里。她匆忙地看了看测试单，每一行字都是坦诚的代价，且仅仅是开始。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她把测试单有字的一面朝内卷起，走到对面，又开始了排队。

连这种奇怪的门诊也这么多人，排在她前面的有三个人，屋子里还有一个，她想着。但她们进去之后又很快离开，让她不得不收起耳机，拿着一叠报告走进房间，再次坐进椅子里，将一叠报告放到医生面前。

医生一张一张地看报告，她想起初中时候到法院观看母亲替人辩护的那个下午，法官的法槌抬起来，在半空中。

“你需要住院治疗。”医生说，法槌落下来，声音干脆。

“多久？”

“一个月。”

“我不能和陌生人住一个月。”既然是坦诚带来的惩罚，不如继续坦诚下去，尽管她知道对世界坦诚很难有好结果。

“但你一个人住风险更大。”

“我有一只猫。”

“住院不能带猫。”

多么精彩的对话啊，写到任何一个电影剧本里都足够精彩，她想着，并毅然承担着这个坏结果，然后说：“我真的不能，住院。”

“和父母住呢？”又是一个坦诚的恶果，医生开始试探她了。

“我父母不在这里，我不能回去。”她说着，又不免在心中嘲讽，回去干嘛呢，积累素材写一本《控制与存在》吗？

“朋友呢？”

“有一个朋友，她最近也生病了，我不可以去麻烦她。”她知道自己正在被击溃，但并非不能抵抗。

“你就没有一个监护人吗？”医生似乎永远在提出问题。

“我二十四岁，已经不需要法定监护人了。”而她暂时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全世界就剩你了，是吗？你清楚你的状况非常糟糕，并且你很老练，心理治疗对你来说没用。”医生并不打算给她插话的机会，继续说着，“重度抑郁，重度焦虑，中度强迫，有自杀冲动，病态人格显著高分，躯体化分数也不低，存在幻听和幻嗅。”

但没有偏执和敌对啊，更何况克尔凯郭尔说过，人多少都带着平静的绝望生活，只有少数人才能经由绝望达成精神上的自我，她想她是后者，但她不能说出来，在这样的场景下，说出来只会让她更像一个psychopath，而她讨厌这个词。她只能沉默着，任何一句辩解都像是在上演《哗变》，在这四四方方的房间里。

“并不总是这样，我时常很开心，开心到一切都很好。”她说话的同时，意识到这是一句无比愚蠢的话。

“然后呢？开心之后的情绪呢？”

好吧，狂喜之后往往是更加深重的失落。

“我可以接受药物。”她放弃辩解，尽可能地求同存异。

“但你的情况很复杂，药物每天都需要调整。”医生并不明白她的妥协，或许明白，却依旧选择控制她。

怎样的回应才是恰当的呢，她在大脑里搜索着答案，而一个女人粗暴地推开了门，打断了她的思考。女人五十来岁，肩上挂着一个红色无纺棉购物袋，穿着两三件并不合身的上衣，一条黑色的紧身裤，小腿肌肉发达，声音洪亮刺耳。

“你怎么没给我开药，我上次找你你就不给我开药，我都是去另外的地方找药。”洪亮的声音带着方言的腔调，质问着医生。

医生非常平静，当然应该是平静的，甚至没有露出丝毫表情，肢体也没有动弹一下，只是用医生应该有的礼貌与温和说：“您先去隔壁找一下周医生，下午我给你开药。”

女人犹疑片刻，用更加刺耳的声音折磨着房间里的人：“你记住了！我先去隔壁找周医生。”

不待旁人做出反应，女人已大步跨出房间，并重重地摔上房门。她被关门声吓得抖了一下，医生却带着司空见惯的平静向她解释，也许不是解释，但医生确实这样说了：“这都是病人。”

当然能看出来这是病人，她足够的清醒，所以明白此时必须保持沉默。

趁着沉默的间隙，医生又仔细看了看她的档案，有些无奈地对她开口：“你还是自费？”

“抱歉，因为我的社保断交过。”她不知道有什么好抱歉的。

“住院大概需要两万多，你打算自己承担吗？”

“我有商业保险，但我可能需要询问帮我打理保险的姐姐。”她尽可能平静地说话，心里却欢呼雀跃起来，“我可以暂时出去打个电话吗？”

医生的目光里带着怀疑，一种甚至能穿透眼镜镜片的怀疑。被打量时，她保持着表面的平静，心脏却加速跳动起来。

“好吧。”医生不得不同意。

她胜利了，站起身，将椅子推回原位，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关上房门，往楼梯处走去。一边走着，一边将报告和病历整齐地对折起来，放进挎包，又拿出手机，真的给她的姐姐打了电话，询问关于保险的事宜，以防万一。

姐姐会替她保密的，她确信这一点，所以不必要做太多的隐瞒，但也不能完全的坦诚，她刚才被坦诚狠狠地扇过耳光。

医院外面的阳光很好，只是空气里带着寒意，来自这个世界的寒意，而她已不在乎。事实上，她是个乐观的人，只是这种乐观带着风险性，就像连接着失落的狂喜，所以需要谨慎使用。

她一边思索着，一边凭着清晰而良好地记忆顺着马路往北走，准确地穿过两条街，来到半年前曾去过的咖啡馆，要一杯咖啡，坐到角落里。靠着墙，看着对面墙上画着的咖啡产地图，等待一个电话的同时记下了咖啡豆的所有产地——她知道姐姐肯定会打来一个电话的。

两分钟后，手机屏幕亮起，她接通电话，电话那头是姐姐的声音。

“你能不能回来呢？”

“不能。”她友好而无奈地回答着，心里却厌烦这个全世界都在问她的问题。

“你不允许自己再被父母养吗？”

“是的，不允许。”

“他们已经改变很多了。”

“本质上没有变过，从来没有。”

“也是。”

她再次胜利了，她几乎要为自己鼓掌，即使羞愧和焦虑从不肯放过她。

后来事情变得更加顺利，以退为进——接受一个好友的建议，去预约一个资深的心理医生。果然，心理医生看过她的资料后，以能力不足为由，婉拒了她的预约，并要她遵照医嘱，去住院。

大获全胜，不是吗？她可以立刻回家，和她的猫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