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记录了捕棉花虫的过程，我觉得有必要写下关于捡棉花的记忆，因为我不能保证60岁以后还能记得。

      棉花的花，有两种。一种是棉桃成形之前的，跟其它的花儿一样绽放，有淡黄、水红，像水彩晕染出好看的渐变色。点缀在浓密的棉叶里，显得很娇艳。花朵越多，棉桃就会越密，密密匝匝的，看了叫人欢喜。第二种棉花，是雪白的，棉桃炸开，吐出一团可爱的洁白的絮，可以做棉被、棉袄、棉鞋。

      八月底，最底部的棉枝上开始有三三两两的棉桃榨开。如果不拨开齐人高的枝叶，很难发现那星星点点的白。

      真正开始捡棉花，是九月。九月稳稳坐在秋老虎的嘴巴里，早晚有丝丝凉意，中午却是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硬生生炙烤着地上的万物，比盛夏更肆无忌惮。天空那个蓝，像泸沽湖的水，纯净又安静。蓝色里一团团的云，犹如给新娘子做被褥的棉花，洁白而蓬松。太阳日日烤着，棉桃里面的絮也日日膨胀，像那分娩的产妇，卯足了劲，就娩出一朵素净的白。说不清楚是哪一天，田地里就一片白，白得晃眼。

      三年级之前，我有一个捡棉花的专用包，浅灰色，比上个世纪售票员卖票的包要大，两根细长的带子在腰上围上一圈，再在身后系个活结。

      母亲告诉我，捡棉花时一只手要捏着棉桃，另一只手从榨开的棉桃里把棉花整瓣扯出来，每一瓣都要扯干净，不要有残留。遇到棉花上粘有枯叶，俗称“死叶子”，也要摘干净。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可以将棉絮拉的很长，头道棉花总是不会辜负春与夏的守望。手能清晰地摸到一粒粒棉籽，像棉花的骨头。天气干燥时，咬一下棉籽，能听到牙齿中间一声脆响。

      打小我就是有强迫症的，每一朵棉花，四个瓣或者五个瓣，我都捡得干干净净。棉桃是不甘心别人夺走它的孩子的，在手接触棉桃的瞬间，榨开的棉桃壳，尖尖的，像护娃的老母鸡的喙，使劲啄你一口。常常右手几个指头被啄出好多倒刺，有血渗出来。虽疼，却是不足以说出口的。逢到变天要下雨，来不及捡花，大人们会背着大背篓，将怒放的棉花连棉壳一起揪下来，回到家里打夜工慢慢剥棉花。那样的夜晚，是一堆白棉花的呓语。若棉花淋过雨，会变成灰色，像灰色的兔毛，且不再松软，我们叫它“死板子”，棉花采购站给的级别和衣分率都会很低，自然价格也低。

      为什么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专用捡花包？富里寺街的西边，有一个军用农场，那里有很多的田地，我们村的光福，他儿子叫胖子，我依稀记得这个名字，在农场里承包了很多田，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安排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去帮助他们家捡棉花。我就带上我那灰色的包。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马路上，那神气感觉不是去干活的，似野外游玩一般兴奋。哼，老师的眼神里满是对我小包的嫌弃，然我捡花的速度可快，一会儿就能满满一包，不比五六年级的学生慢。棉花地里匍匐着一串串的小苦瓜，黄澄澄的，比鹌鹑蛋大，对八九岁的我们来说，诱惑极大，眼睛里闪着惊喜的光芒，忙不迭掰开一颗，吸溜一下，满口酸溜溜的，又生津解渴又解馋。剩下的小苦瓜，偷偷装进每个人的小口袋里，这样的秘密老师是不会知道的。

      除了军用农场，往南过了群益村，就是草埠湖国营农场。农场里有上万亩的良田，全部种植着棉花，比塔拉庄园的棉花要多得多。我们村的耕地少，幸好有村办企业维系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每到秋季捡棉花时，就开始有人去农场帮人捡棉花，按斤计算报酬，我们叫“赶工”。我们村去赶工的人不多，家庭条件好的，不差这点钱，家庭条件差的，吃不了这个苦。而我母亲是这个赶工队伍中的一员。清晨四点多，窗子外还是漆黑一片，我听见厨房里有做饭的声音，等她收拾妥当，大门外就有个声音在压低了喊：尚英、尚英——，母亲轻轻应一声，开门，慢慢一切又陷入安静。棉花榨得最热闹的时时节，农场主开车到富里寺街上或者直接路上拦截赶工的人，都想赶紧把棉花收回家里，晒了再卖一个好价钱。直到晚上八点后，母亲才踏着月色回来，她一边吃饭一边也会闲聊：今天这家老板的棉花好，捡得多，挣了多少钱。今天这家老板的棉花不行，虫口太多，也聊老板的伙食，有几菜一汤，有小气的老板直接把包子送到地里，吃完就继续捡。还有相邻村的，赶工的人也不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喊过累，那个时候她几乎每天都在赶工，偶尔在家，一定是自家地里的棉花榨得轰轰烈烈了。

      我亲二妈，就住在草埠湖农场，40多亩地，印象里我跟着母亲去捡过棉花。二妈个头小，身体不大好。话不多，却明事理、忒实在。棉花一簇簇棚在屋子周围，那应该是捡尾花了，最后检查一道，就把棉梗捆起来，做饭烤火用。尾棉与头道棉的质量不能同日而语，二妈开着一个小卖部，很小很小的那种，她不让我捡花，反倒是有好吃的糖果给我。二妈去世时，是在睡梦里，很安祥。

      我最后一次捡棉花是1997年秋天。九月初，填了高中的同学都报名上学了，我却在地里捡棉花。早晨吃过饭，骑着自行车去“八十三亩”，我们那里的田地都是有名字的。上午捡两蛇皮口袋，下午再捡两蛇皮口袋。前面捡后面跟着就炸开了，感觉总捡不完的棉花。捡不完，只要不下雨，也没什么发愁的，田野上盛开着农民的希望啊。而捡棉花的我终究是充满着落寞和忧心忡忡。我们家的田临近马路，有熟人经过，就撩起扩音器似的嗓门喊着我的小名儿：华子——，然后再隔空抛来一句问话：别人都开学了，你怎么还不去上学啊？我不想以同样嘹亮的嗓门回答，又觉得不回答似乎不礼貌。为难地笑一笑，然后告诉对方：我要等到9月8号才报名。那个声响对方是听不到的，何况他们还是骑着自行车，一会儿就远成了一个影子。中考后拿到分流卡，几乎想都没想，就填了中专。何必又去做那徒劳的解释呢。我依然每天去捡棉花，依然会遇到问我同样问题的人，那七天过得像七年一样漫长。

      以后每学期都是九月初报名，上班后，回家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再后来，村子里再也看不到棉花的踪影，堂哥说农场种棉花的也极少，可我总是会怀念捡棉花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