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县运输公司的那天起，我就想着离开。
正如前面所写，母亲明里暗里帮我求人，我自己也毛遂自荐跑了几个单位，均无功而返。
社会上没有人脉，自身又没有打铁的硬本领，于我而言，攀上好单位，必定是蜀道之难。
我一方面得过且过，另一方面又蠢蠢欲动，不知不觉蹉跎了三年。
结婚之后，我更感觉到经济的捉襟见肘，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把目光投向市区。
开什么玩笑?
那是九十年代，人才市场还没有放开搞活，所有的调动必须按部就班，有些夫妻常年跑调动，却几十年分居两地。
我那时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一心朝外跑。
调成了更好，不成的话，又没有什么损失，万一就成了呢？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母亲，母亲笑眯眯地说，她什么都不懂，也不能帮上忙，就是觉得有枣没枣打几竿 ，打得枣子吃甜枣，打不来枣子买麦糖。
对于蜗居偏远村庄的母亲来说，县城是她去过的最大的城市，市区比七八个县城还大，那是母亲无法想象的。
在县城折腾了几年，也没有折腾出个名堂，还想去市区，那不是难上加难吗？
这些话，母亲一句没说，也没问，不说不问，不等于母亲不懂，她一直是个明白人。
母亲就是这样，既不说丧气的话，笑话我不知天高地厚，也不去阻止我。
母亲就是这样无条件地相信我，她知道这个老巴子无论怎样折腾，都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写出来也许没人相信，我这个相貌与个头极其普通的人，也居然被不怀好意的人看上，并且承诺帮我调动到市里。
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没有半点虚与委蛇，当即拂袖而去。
繁华热闹的市区，我一无所有，但我走得挺胸抬头，坦坦荡荡。
从小到大，我无数次目睹母亲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样子（请原谅我借用这样的词描写平凡的母亲），我怎么可能为三斗米做腌臜的事?
邻里之间有矛盾，请母亲出来调解时，母亲只说真话与直话，“就是给我一缸金子，我也不能说昧良心的话，做昧良心的事。”因此，邻居们给母亲的评价就是，说话做事一刀砍在板凳腿上，直来直去。
一次受挫，两次碰壁，母亲对我说，哪有什么事情一做就成?哪不得所有人都涌向市里，咱这农村旮旯里还有人毛吗？
母亲的话，话糙理不糙，我噗嗤一口笑出声。
我提着勇气，再次向市里的单位毛遂自荐。
机会来了，市里一家国营企业登报招聘，可是，等我得到消息的时候，已过了报名日期。
我不甘心，于是厚着脸皮给对方写自荐信，一次又一次，对方终于被我感动，中年妇女破格把我引荐给一把手。
经过该单位人事处一系列的考核，我被录用了。
我欣喜若狂，可是，没等我高兴太久，县里不放，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县里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
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母亲听说后，把手里的柴帘一推，弹弹身上的灰尘，就要去县里。
我一把拉住她，你去干嘛，你认识谁呀？
母亲理直气壮地说，县里的那些好佬（方言:有权有势之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就去求他们放你走，不行，我就天天跪在他们面前求，人心不是肉长的吗？再不行，我就去找县 长说理，你年年月月拿不到工资，不当你是人才，现在你要调走了，就当你是人才，这是什么歪歪理斜斜理?
我阻止了母亲，我的事我自己处理。
周同志找了县LI相关部门据理力争，无果，只好找熟人出面，县LI终于放行。
等我喜滋滋地拿着调令，去市府干部科报到，又是一盆凉水当头浇:开什么玩笑!他企业怎么有权把人从县里调到市里?干部调动，必须经过市里审批。
我欲哭无泪，我是什么狗屁干部 ，需要这样大动干戈?
不管怎么说，那时的政策，就是如此，干部调动，必须经过一层一级的审批。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母亲一夜没睡，一根香烟接一根香烟地抽。
我调不调去市里，母亲无所谓，母亲只是不忍心我难过。
直至我后来做了母亲，我居然不忍心儿子有一丝一毫的不如意，我才真正明白母亲的心意。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坐渡船，去了西墩。
中午时分，母亲兴高采烈地回到家，说是西墩董五给写了二句半（方言:纸条），叫我去找他在市政府上班的哥哥帮忙。
我来不及问母亲怎么求的董五，便拿着纸条，直奔市 府。
门口值勤人员拦住了我，他们打电话给董科长，董科长连我面也没有见，直接回绝了我。
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但我又不想放弃，于是，我采取了最笨拙最可笑的方式:给干部科的范科长，一天写一封信，我相信，总有一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信里的内容，我把自己如何从偏远的农村考进县中，又从县中考进南京交通学校，后又分配到县运输公司，以及半年拿一回工资等情况，实话实说。
三个多月，一百多封信，我相信范科长是被我感动了，终于打电话到运输公司，同意将我调入市里。
我又拿着市 府干部科范科长开具的调令，去市里新光集团报到。
自此，我成了市里的一名职工。
那个下午，我走在闹市区，一脚把路边的石子踢出去老远，有着范进中举的疯癫。
我的那些同学和朋友，都不敢相信，无亲无故的范科长会给我放行。
时至今日，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母亲常说，认定的事，一心门朝南。
我有时也有母亲遇事死磕的执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