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08：“我”取哪瓢饮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一个老头儿，总有偏好想对年轻人点点画画。于他而言，算是尽老者的“人生指导师”职责，于年轻人而言，则很可能是在感受一位老人的“凡尔赛”或者“倚老卖”，多数情况下都是极让人厌的。毕竟，经验都是热腾腾能解决具体问题的才好，老者的经验或者是自己作为“过来人”的忠告，或者是抽象于具体事之外的精炼“鸡汤”，或者是添油加醋了的“老子当年”。年轻人听了，既无法解决自己面前的问题，也不能提升斗志，反倒是多了个压力十足的竞争参照坐标。怎么能不让他们感到讨厌呢？
即便是孟子那样的圣人，有时候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他的弟子公都子就曾经问他，外人都说您老人家好与人争辩，您给说说这到底是为了啥？
他还能为了啥？他的另一个弟子都问上门了——“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张仪那种“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人难道还算不上大丈夫吗？孔子之后，圣人之学渐渐衰微，各种学说充斥天下，特别是杨朱和墨家的学说，一个主张“无君”，一个主张“兼爱”（无亲），完全颠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导引天下日趋分离、变乱。公孙衍、张仪这种指靠舌辩立身的纵横家都成了年轻人的偶像，连自己的弟子都认为公孙衍、张仪那样的人算是当世的大丈夫。自己能不出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
所以，孟子才讲“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可语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那种乐于看到天下变乱从中获益，乐于发国难财的不仁者，能信从他们的话吗？尽管他们的话或许听起来不无道理。反过来讲，如果他们的话真有道理，那些亡国败家的诸侯、士大夫又那么信从他们，怎么会导致亡国败家呢？
仁者的话，诸侯、士大夫未必肯信从；不仁者的话，诸侯、士大夫反倒是信从的。这边是孟子所讲的政治清明的时候，道德不高的人被道德高的人所导引，不太贤能的人被非常贤能的人所管理；政治黑暗的时候，便是小的被大的管理，弱的被强的管理。仁者总用指向于自身的仁德来导引人，而不仁者则更善于利用人们对强弱、大小的直观感受驱动、利诱人。所以，后者在“天下无道”时，更能聚合诸侯、士大夫的力量，并以他们的力量为力量。
话说到这份上，便没办法再往下说了。孟子为自己的弟子讲了孔子当年即兴场景教学的故事：
话说当年孔子忽然听到一个小孩儿唱童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老人家马上把身边的弟子聚起来，告诉大家，同样是取水用，有的人去取干净的可以清洁帽缨的清水，有的人就喜欢用洗脚水将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罢了。不同的选择，指向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成长方向。水就在那里，要取哪瓢饮，都是由个人决定的。是喝足可以清洁帽缨的纯净水，还是喝浑浊的洗脚水，请自便。
人都是先有自取其辱的行为，别人才会侮辱他；一个家族必然是有了自我毁灭的因素，别人才会毁灭它；同样的道理，一个邦国一定是有了自取败亡的原因，才会被其它邦国所讨伐。
最后，老头儿引用《太甲》中的一句狠话作为结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读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信从什么样的道理，做什么样的选择。恰如弱水三千，取哪瓢饮，请自便。只不过一饮而尽后的那个结果，要选择者自己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