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德祖书 曹植
植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仆少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鶱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流通，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同乐，而墨翟有非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而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整理少年间所作辞赋，送给好友杨修阅览时附赠的一封信。曹植根据自己对文学的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自己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时人才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保有特色的一篇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 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的自我评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缺陷本不足怪，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咐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者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源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来说是不切实际的，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曹植对批评家的要求过于严苛，但是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他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自小以来乐此不疲的爱好，绝不能放弃。
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至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的行列的。鲁迅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作为羡慕他人所做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够好，便可以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
杨修对曹植来说既是秉意相投的好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说开了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诩甚高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在纸上，议论间虽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