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生日那天，三姨拎着奶油蛋糕走进屋，黄澄澄的奶油上卧着颗红樱桃，是我头回见。烛火亮时，奶奶说鄂省娃过十岁，是因抗战时娃们十岁就得扛劲，如今过生是盼咱平安长大。我咬下一口蛋糕，甜得眯起眼，黏在嘴角的奶油，像把好日子都沾住了。
2010年的初秋，沪上的风已经带了点凉意，可绿皮火车里的空气还是闷得像口密不透风的锅。我攥着皱巴巴的火车票，票面上的油墨蹭在手心，染出一小片灰黑色。爸爸走在前面，肩膀上扛着我的旧书包，书包带断了一截，用麻绳草草捆着，里面装着我从陆家村带来的几件换洗衣物，还有爷爷塞的炒黄豆——他说“路上饿了垫垫”，豆子硬得能硌掉牙，我却宝贝似的揣着。
火车开动时，我扒着窗户往后看，熟悉的稻田像被风吹皱的绿绸子，一点点往后退，最后缩成模糊的色块，被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挡住。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陆家村，离开爷爷奶奶，心里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既慌又有点说不清的期待。爸爸坐在旁边，从口袋里掏出旱烟袋，却被列车员制止了，他悻悻地把烟袋塞回去，没跟我说一句话，只是盯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电线杆，眉头皱得像打了个结。
我想起姐姐。她比我大五岁，在我三年级那年，被爸爸带到了沪上。后来奶奶偷偷跟我说，爸爸不肯给姐姐交初中学费，说“女孩子读书没用”，姐姐性子犟，不肯回家麻烦爷爷，就去给桂乡的表姐带小孩，每个月赚点微薄的收入。我奶奶觉得这样不靠谱，给爸爸打了电话，爸爸回来把姐姐带去了沪上。姐姐听爸爸的安排去电子厂打工，每月挣的钱，大多被爸爸拿走了。后来，姐姐不愿意把工资交给爸爸，爸爸发了火，认为姐姐不服管教，把她送回了老家，撂下一句“自生自灭”。现在想来，那时爸爸把姐姐送走，大概早就盘算着要把我接来沪上吧——只是那时的我，还不懂这背后藏着的无奈与自私。
火车晃了十几个小时，到沪上南站时，天已经第二天早晨了。出站口的太阳光亮得晃眼，人潮汹涌，脚步声、说话声、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混在一起，像一场嘈杂的大戏。我紧紧跟着爸爸，怕被人群冲散，手心全是汗。坐地铁时，我更是慌得不行——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那么快的车，还在地下跑。地铁启动的瞬间，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没忍住，扶着扶手狂吐起来，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旁边一位穿碎花衬衫的漂亮姐姐赶紧递来纸巾，还站起来给我让了座：“小朋友是不是晕车了？快坐会儿，别摔着。”她的声音软软的，像奶奶说话的语气，我红着脸说了声“谢谢”，心里却暖了点——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总算遇到了点善意。
我以为爸爸早就给我找好了学校，可到了住处才知道，学校是临时找的。我们住的地方在城郊，是两间几十平米的一层出租屋，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空气里飘着一股霉味和油烟味混合的怪味。厕所在外面，那边角落里堆着爸爸捡来的废品。第二天一早，妈妈就带我去学校，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路上反复跟我说：“到了学校要听话，别跟同学吵架，好好学习，别给家里丢人。”
我们要去的学校叫“启智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当我跟着妈妈站在校门口时，还是愣了一下——教学楼是崭新的红砖房，墙上刷着彩色的涂鸦，操场边种着高大的香樟树，穿着蓝白相间校服的学生在里面跑跳，笑声像撒了把碎银子。这和陆家村小学的土坯房、黄土操场比起来，简直像两个世界。我攥着妈妈的衣角，心里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在这么好的地方上学，紧张的是怕自己融不进这里的环境。
妈妈带我去教务处问班级，老师说我被分到了五年级三班。我们从一楼的一年级一班找到四楼的五年级三班，走廊里铺着光滑的瓷砖，我穿着旧布鞋，走在上面“哒哒”响，总觉得不自在。路过二班门口时，妈妈突然停住了，指着教室里一个扎马尾的女生说：“那不是张婷吗？你张叔家的闺女。”张婷家在新吉村种大棚菜，妈妈常去她家摘西红柿。她也看到了我们，跑出来跟妈妈打招呼，笑着跟我们说：“阿姨，你儿子也来这儿上学了，以后我和他就是校友啦！”她的笑容很亮，像沪上的太阳，让我心里的紧张少了点。
进三班教室时，上课铃刚响。班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男老师，姓周，叫周建国，后来我才知道他教数学。他个子不高，微胖，穿件灰色的针织衫，手里拿着花名册，表情严肃得像块铁板。“这是新转来的陆知遥，”他指了指最后一排的空位，“你就坐那儿。”我抱着书包走过去，能感觉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好奇，也有打量，我把头埋得低低的，不敢抬头。
新环境的冲击，比我想象中更强烈。教室里有多媒体设备，老师讲课用投影仪，屏幕上的字又大又清晰，可我却看得眼花缭乱——在陆家村小学，我们只有黑板和粉笔，从没见过这些新鲜玩意儿。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课，英语老师是位年轻的女老师，说话时总夹杂着英文，“Open your book”“Listen carefully”，这些简单的指令，我一句也听不懂。看着同学们都熟练地翻开课本，跟着老师读，我却只能盯着课本上的字母发呆，那些弯弯曲曲的符号，像一群调皮的小虫子，在我眼前乱爬。
第一天上课，周老师就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后来我才知道，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是这学期刚转来的，他想立立规矩。他给每个人发了张纸条，让我们写一句话自我介绍，还要写上自己的优势。我拿着笔，想了半天，在纸条上写：“大家好，我叫陆知遥，别看我个子小，我可是五年级的学生，不是三年级哦。”我以为这样写能显得自己很厉害，没想到周老师看到后，却把我叫到了黑板前，指着上面一道单位换算题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厉害，那就把这道题算出来。”
黑板上写着“5千米等于多少米”“3吨等于多少千克”，这些单位我在陆家村小学听老师提过，可具体怎么换算，我早就忘了。我站在黑板前，手里的粉笔攥得紧紧的，脑子一片空白，脸涨得通红，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滴在黑板上，晕开一小片白印。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周老师没骂我，只是让我回座位，说：“知道差距了吧？以后好好学，别总想着逞能。”那节课剩下的时间，我一直低着头，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又委屈又难受——我不是想逞能，我只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
从那天起，我就像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每天早上，我比闹钟起得还早，在出租屋的路灯下背英语单词，那些单词像绕口令，我背了又忘，忘了再背，直到嘴巴都念得发麻。放学后，我不跟同学去玩，而是留在教室里做题，直到学校关门，保安叔叔催我走。妈妈心疼我，总给我煮鸡蛋，说“补脑子”，我舍不得吃，偷偷藏起来，想等周末带回家给爷爷奶奶——虽然我知道，鸡蛋放不了那么久，可还是想留着。
章哲老师的语文课，成了我那段日子的救赎。章老师她是位二十多岁的女老师，留着齐肩的短发，戴副细框眼镜，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讲课文时，总爱把自己的故事掺进去，讲《背影》时，她说到自己父亲送她去大学的场景，眼里闪着泪光：“你们现在可能不懂，等你们长大了就知道，父亲的爱，都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我坐在下面，想起爷爷背着我去看病的样子，想起爸爸虽然话少却会在我吐了之后默默给我递水，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原来一篇文章，能把心里说不出来的情绪，都写出来。
章老师发现我对文学感兴趣，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她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摞课外书，有《城南旧事》《草房子》，还有几本古诗词选。“这些书借给你看，”她把书递给我，“看完了跟我说说你的想法。”我把书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晚上在出租屋的台灯下，我一页一页地读，那些文字像温暖的光，照亮了我在陌生城市里的孤独。有次我在作文里写了陆家村的竹林和爷爷，章老师在评语里写：“文字里有温度，你是个心里装着爱的孩子。”看到那句话时，我趴在课桌上，偷偷哭了——在沪上，除了妈妈，还没人这么懂我。
半学期的时间，像飞一样快。第一次期中考试前，我紧张得好几晚没睡好，章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慌，你平时那么努力，肯定能考好。”考试那天，我握着笔，手心全是汗，却比平时更镇定——我把所有会的知识，都仔细地写在卷子上，生怕漏掉一个字。
发成绩那天，我心跳得像要蹦出来。周老师拿着成绩单，从第一名开始念，念到第二名时，他顿了顿：“陆知遥，语文95，数学92，英语88，总分班级第二。”全班同学都扭头看我，我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考了第二名！放学后，我一路跑回家，把成绩单递给爸爸，他正在整理废品，看到成绩单，眼睛亮了亮，难得地笑了：“不错不错，没白让我费心。”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塞给我：“这是奖励你的，要是下次能考第一，我给你买遥控飞机。”我攥着那五十块钱，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这是爸爸第一次给我奖励，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第一，拿到那架遥控飞机。
为了那个奖励，我更努力了。英语课上，我不再害怕被老师提问，而是主动举手；数学课上，我把周老师讲的错题都抄在本子上，反复琢磨；语文课上，我积极回答章老师的问题，她推荐的书，我都写了读后感。课间休息时，我不再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而是和同学们讨论题目，同桌燕筝也常来问我数学题，我们俩成了好朋友。由于住的比较近，我经常去她家里玩儿。
期末考试前的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学到深夜。妈妈总劝我早点睡，我却说：“再学一会儿，我想考第一。”出租屋的台灯很暗，照得课本上的字有些模糊，我就把课本凑得近一点，直到眼睛发酸。有次章老师看到我眼里的红血丝，心疼地说：“别太累了，身体是本钱。”她给我带了瓶眼药水，说“滴上能缓解疲劳”，那瓶眼药水，我一直舍不得用，直到现在，还放在我的抽屉里。
放榜那天，我早早地就去了学校。红榜贴在教学楼前的公告栏上，我挤在人群里，从第一名开始找——“五年级三班，第一名，陆知遥。”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跳了起来，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同学们都围着我，跟我说“恭喜”，章老师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我就知道你能行。”她的眼里满是欣慰，像看着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奖状，一路跑回家，想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还要跟他要遥控飞机。可到家时，爸爸却不在家，妈妈说他去废品站卖东西了。直到晚上，爸爸才回来，他喝了点酒，脸上红红的。我把奖状递给他，兴奋地说：“爸，我考第一了，你说要给我买遥控飞机的。”爸爸却愣了一下，挠了挠头，含糊地说：“哎呀，最近手头有点紧，下次吧，下次考第一再买。”我心里的欢喜一下子凉了半截，像被泼了盆冷水。妈妈在旁边打圆场：“你爸也是没办法，他今天卖废品才挣了几十块钱，我给你买了块橡皮，也算奖励。”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粉色的橡皮，上面印着小兔子，虽然不是遥控飞机，可我还是接了过来，说了声“谢谢妈”。
后来，我再也没提过遥控飞机的事，爸爸也没再提过。偶尔我考了好成绩，他会给我买块糖，或者买本练习本，再也没有过像样的奖励。我知道，爸爸不是故意骗我，他只是没钱——沪上的生活成本太高，他靠捡废品和打零工挣钱，养活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我还是有点难过，不是因为没拿到遥控飞机，而是因为爸爸的承诺没兑现。章老师说过：“做人要讲信用，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有些承诺，不是不想兑现，而是敷衍不想兑现。
沪上的霓虹，比陆家村的星星亮得多，夜晚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灯火辉煌。我背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攥着那块粉色的橡皮，心里却很踏实。虽然没拿到遥控飞机，虽然爸爸的承诺没兑现，可我知道，我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闯出了一片小小的天地。章老师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跑得快，而是坚持跑下去。”我想，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像现在这样，努力下去，不放弃。
启智小学的日子，像沪上的秋天，既有凉意，也有温暖。在这里，我遇到了好老师，交到了好朋友，也明白了努力的意义。那些在出租屋里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在课堂上积极发言的瞬间，那些拿到奖状时的喜悦，还有那些小小的遗憾，都像一颗颗珍珠，串起了我10岁的时光，也照亮了我往后的求学路。我知道，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只要我肯下苦功夫，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作者：熔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