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译文】：

有若说：“礼仪的效用，以和谐自然可贵。古代帝王治理国家之道，最可贵的也在这里。无论大事小事，都无一例外地遵循这一点。有行不通之处，为求得和谐而和谐，不用礼仪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

【我思】：

“礼之用，和为贵”，很像平时所说的以和为贵。以前听过也就听过了，但我这次读起来却卡顿了，然后放飞自我了五天。本应7月14日写下的文章，拖到7月19日晚上十点才开始写。

其实到现在落笔，我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这句话，感觉自己实在是太匮乏了，想要读好《论语》，还是需要了解孔子时代之前的文化，特别是西周文化，也要对孔子所处时代有一个认知。

01“和”是没有囊括所有阶层的稳定秩序

译文中把“和”译成“和谐”，但我总感觉不像那么回事，总感觉理解成“稳定”更好，最起码，有子这句话中的“和谐”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应该是不一样的，其原因就在于时代的局限。用红色语言讲，应该是不同时代下民众的不同地位，不同态度。

有子是孔子的学生，其思想应当承接的孔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诸侯争霸，天下大乱，用儒家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儒家是讲求复古的，理想的“礼仪之邦”应是西周，即用礼制恢复秩序，保持安定。

为此，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西周的“和”。由此我产生了几个问题

首先，西周到底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谈到西周，分封制和井田制是其首创。我的理解中，分封制就是封建制，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给诸侯，封地由诸侯所有，诸侯享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尽义务。换句话说，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周王是共主性质的（共主是氏族社会遗留的领袖模式，禹为最后的氏族共主）。

这么看来西周应当是封建社会。但从有限的查找中，我看到了这么一句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强盛时期。”这么看来，西周既是奴隶社会又是封建社会。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探究西周的“和”是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还是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与我们当下讲的“和谐社会”有所区分。

大家都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通常认为这一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但除此意外，其实还有一层是不可接触者，他们在印度算作贱民，不入四大种姓之列。换言之，不可接触者根本不在种姓制度的设计范围内，是被忽略的一批人，甚至不被视为人。

如果西周仍算奴隶社会，那西周的奴隶和印度的不可接触者应该是类似的待遇，即完全不在统治阶级的目标（这里指“和”）的范围内。

其次，西周的“和”是怎么来的？是先有“和”还是先有“礼”？

西周是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建立的，随即实行了分封制。而周礼是武王死后，由其弟周公旦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区分“礼”的等级秩序。“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的意思就是不同等级的人用的舞队人数是不同的。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即四十八人），诸侯四佾（即三十二人），士二佾（即十六人）。

正是这种“礼乐”约束下的秩序，才有了西周的“和”。但仅靠礼乐制度能让诸侯遵守设计的秩序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孔子所处时代的礼崩乐坏就是明证。那要依靠什么呢？

周武王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武”。周王室强盛时，诸侯来朝，不然周王室可以令天下以讨不臣。哪怕没有力压群雄的武力，也起码要有自保的实力。有时候瞎想，后来封建王朝的万邦来朝的朝贡制度跟这个还真有点像。

02“和”是目标，“礼”是形式。

礼是什么？

当到这个问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礼貌、礼仪。但稍微细想一下，儒家的礼不会就这么肤浅。

东周以来，诸侯争霸，天下大乱。儒家认为：天下大乱是因为失去了秩序，没有了秩序大家就胡来，天下就乱了。而那些规范人们行为的秩序法则，在当时则被称为“礼”。

儒家的礼，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网上找的，我自己想不透彻。）

第一，礼表示礼法，在中国封建制时代，礼法有着广泛的约束力。不仅庶民，而且君主，都在礼法的约束之内。君臣关系也是礼法关系，即使贵为君主，若违背礼法，臣可以提起诉讼，可以自行解除君臣关系。

第二，礼又表示是礼俗，即习惯法、社会自发秩序。这里的礼不是君王所立，而是来自传统、习俗，来自对人情常理的承认，来自圣贤对自然法的发现。用儒家的话来说，这叫做“因俗制礼”、“则天垂法”。

第三，“礼”还可表示为礼仪。作为天道、天理、自然法的礼是看不见的，作为规划体系的礼也是不可见的，但礼还需要有一套完全可见的仪式来体现、来表达、来强化，而这套仪式就是礼仪。

但“和”不是万能的，即有子所说的“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什么时候不行，我还讲不来，但有子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像现实中的“烂好人”，一味地追求关系和睦，没有“礼”的约束，不分事情、不设底线，最终要吗就是痛苦了自己，要吗就是得罪了所有人。

“和”是没有囊括所有阶层的平稳秩序，与之对应的是“乱”。

“和”是目标，“礼”是形式。“和”不是万能的，也有不灵的时候，需要“礼”的节制更需要“武”的支撑。（不是强调暴政，不论是周王室与诸侯的“和”、封建王朝朝贡体系的“和”还是和平时期法律道德约束下的“和”，都需要一种威慑的“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