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出《宋元学案》，被成为“横渠四句教”，也引出了张载的“四为之志”。
我们所知的知识分子应当崇拜学术，崇尚理性，实际上，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拥有极高的政治热情。这种政治热情，最初始于春秋战国。尤其唐代书生，即使没有很高的政治才能，但有浇不灭的政治热情。如李白“遍干诸侯”，孟浩然伤感“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杜甫的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极高的政治热情，所以人生的基本理想就是政治理想。就算他们有学术理想，专注的只是在政治伦理学术。但很少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去关注理性，注重创造。像“白马非马”这观点都被当时文人所不齿，假如当时有研究技术，搞发明的，也会被认为是在玩物丧志。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首先，当时知识分子具有政治依附性。“士”在历史上，起源于低级贵族，他们服务于政治，后来的“仕，士大夫”都由此演变而来。其次是，社会的文治化。我们看百家争鸣，虽说他是思想上的一种碰撞和创新，但它的根本还是在于治国思想。还有当时的很多选官制度以及科举制度，都促进了社会的文治化，形成了一种重文的风气。还有官本位的价值取向，我们都知道，皇帝一般都是选择从政人才，而并不选择拥有某种技术的人才，通常褒扬的不是政治才能优越的，就是德行高尚的人，因此学术技艺并不是选才标准。最后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仕不义”，也就是不做官就不符合道义，在当时，辅助君主框扶正道就是文人的最高理想。
直到宋代出现了张载的“四为之志”，它，从个体生命出发，目的在于“天地生民文化历史”。他的思想不同于立功立德，而是重在知识创造精神引领。真正的重学术，恢复了知识分子原本的面貌。
知识分子的使命本就在于研究学术，注重创造。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却走偏了道路。以至于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受了欺负。因此，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响应国家号召，注重科研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