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学校耕耘三十一年
今天锁办公室门的时候，我指尖蹭过门框上那道浅坑——那是1995年我刚来时，用柴刀刻下自己名字的地方，掐指算下来，整整三十一年了。
我十八岁背着铺盖卷来的那天，班车只通到乡卫生院，剩下五里地全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我踩着满鞋底的泥走到学校，看见两排漏风的土坯房，窗户缺了玻璃的地方钉着透明塑料布，风一吹哗啦啦响。那时候我还是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站在空荡荡的讲台中心慌，可抬头看见底下坐的几十个孩子，个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补丁鞋，眼睛亮得像山涧刚融的星子，那点慌劲儿忽然就软了。头一个礼拜我天天晚上点着蜡烛哭，老鼠在房梁上跑，我攥着妈妈缝的被角想回家，转天早上，住在学校隔壁的二娃塞给我半布袋子热红薯，粗糙的小手攥着我的手腕说：“老师，我奶说你一个城里来的娃娃可怜，让你晚上去我家睡，我家炕热。”就那半块烫手心的红薯，把我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三十一年。
冬天教室冷，我每天提前半个钟头到学校生炉子，双手冻得裂得满是口子，放了学孩子排队给我抹家里带来的獾油；春天山洪冲断了出山的路，山坳里的七个孩子回不了家，我把宿舍的大通铺腾出来，挤着睡了半个月，我躺在最边上给他们讲山外面的火车和大海，黑暗里全是轻轻的吸气声；那时候课本不够，我就熬半宿蜡纸刻练习题，油墨蹭得满手满脸黑，孩子们抢着帮我印，印出来的卷子边边角角都皱巴巴，可没人舍得丢。
后来土坯房推了盖成砖楼，老槐树旁边立起了多媒体教室，年轻老师来了一批又一批，我的麻花辫变成了满鬓白发，手上的皱纹比当年土坯房的墙缝还深。这三十一年我送走了十三届学生，最远的去了国外读博士，留在县城当医生当老师的不少，还有两个当年我背着过河的娃，毕业后又回了这所学校，站在了我旁边的讲台上。去年过年，在深圳当工程师的学生寄来一箱荔枝，红通通的摆在讲台上，我分给现在的孩子尝，告诉他们“这就是三十一年前我给你们说的，大海边长的果子”，孩子们咬着荔枝笑，眼睛和三十一年前那批一模一样亮。
总有人说我可惜，守着个山沟沟的学校三十一年，没升官没发财，把最好的年纪都耗在了这儿。可我摸着讲台边被一代代孩子摸得发亮的木纹，看着窗外我刚来时种的水杉已经高过了教学楼顶，就觉得哪儿来的可惜呢？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娃，回到这儿，就是把根扎回了土里，我耕耘的从来不是这块小小的校园，是这一茬又一茬长在山窝里的苗子。
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可我还想天天来学校转，闻闻教室里的粉笔灰味儿，看看孩子们蹦蹦跳跳跑过操场，我这三十一年没白活，往后的日子，也还想守着这些亮闪闪的眼睛，接着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