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在清代，史籍记载窑洞更多，一说明窑穴受到一定
的重视和欢迎，二说明窑洞的应用更加普遍，从偏僻山区发展到一些城镇周围；除贫苦农民、一般地主外，一些官僚也居住 洞，乾隆以后，官府、学校等机构亦用之。
如：《赵城县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卷五载：“邑之
四乡近山坡者多窑户……”、“北乡距城五里，……村舍多陶居焉。”又如《平陆县续志》（光绪六年刻本）卷上载：“乾隆二十六年，……鸠工改作而讲习有地焉，计有……砖窑二孔……。”这是说学校有砖券窑洞以供使用。《浮山县志》（光绪注年刻本）卷七载：“……由分界至沟边筑土城一道 。……开土窑八眼，以备守者栖止。”这里说的是官兵亦随民俗而居窑洞。当然，由于经济地位、自然条件的不同，窑洞的形制也会不同的。
《重修安泽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刻本）载乾隆六年该邑山长李莲“山居杂詠”曰：“豚栏鸡栅傍岩居，榆柳烟笼谷口闾。……陶穴人家敦古处，牛羊日暮各归墟。”描绘的是富有诗意的穴居风景画。同书又载清该邑另一位山长杨锦“岳阳即事十六韵”云：“……空山愁病鸟，落日见荒庄，掘土民为室，倚山家作墙，耕田皆岑畔，苗莠苦秋霜，……。”康熙十四年县令赵时可“岳阳叹”云：“荒山夹残涧，设官犹七里。里里皆鹄形，三五破窑垒，凿土竟作家，茹草甘如旨……。” 作者的心境有关，描绘的则是一派凄凉景象。
可以肯定的是，窑洞的形制随村落的自然环境及个人的经济状况而不同；同时，也说明在当时凡居窑穴的村落绝不会富比平原。《沁州志》（乾隆六年刻本）卷一云：“（该县）村镇……，大者百余家，小者或十数家而止，而且地室陶穴鲜有屋庐，以视汾潞诸聚落，檐楹栉比，……户口繁多，……其相去奚啻什伯也。……”两种景况，实属地理环境影响所致。
乾隆二十五年武乡县令李升阶“与驻防张君夜巡山谷序”中说，与张君率兵卒捕捉所谓“匿迹陶穴”的“奸匪”，却是“十余辈冻馁人”，问其故，曰：“土窟暖以免冻死。”吉县嘉道间文人白汝璜“山口四绝”之一云：“严冬偏暖夏偏凉，洞里壶天岁自长，高卧不知尘世苦，此身疑住白云乡。自注曰：山中多土窑，天愈寒则内愈暖，天愈暖则内愈凉。”充分说明土窑保温隔热性能较好。
《浮山县志》（光绪六年刻本）卷五载：“南关……崇祯间流寇滋扰，民不宁居，兼以康熙三十四年地震，房屋尽倾，仅存瓦砾遗址。其近南河一带坡地，上下傍崖穴居仍旧。”地震使房屋尽数倾倒，而傍崖穴居仍旧，似可说明窑洞的抗震性优于或起码不低于普通地面建筑。
2、纵允明清现代，窑穴的形制约有三种。
一种是靠崖窑，在天然土壁上开挖横洞，有单洞，也有数洞，或横或纵相连，或上或下数层。有的洞内用砖券砌或不券；或在洞外加砌砖墙，保护崖面。规模较大的则在崖外建房屋，组成院落，另一种在平坦的岗地上，凿坑（方形或长方形的深坑），沿坑壁开凿窑洞，俗称下跌院子；还有一种是在地面上用砖、石、土坯等造的一、二层拱浅或房屋，称锢窑 ，4748它应看作是窑穴的变种。一般来说，第一种中规模较小的单独或复式窑洞普遍是劳动者居住，砖券或后两种则为农村权贵的住宅。
亦有规模宏大才，如《吉县全志》（光绪年版）所载葛临洲“蔺古庄寨记”云：“……山东壁之半，洞口三四，……为兵燹避难之所，……洞内穿暗窟，三层连转而升，阶砌相道，可出山顶。每层内窑数十孔，可居住。……筒道如巷，两旁土窑联密连似。三层之中级而上下，两层无路可寻。……”该窑洞群非一家一户所能致也，应为全村落集体掘建而成，足可称“窑洞”之杰作。亦可见当时居民之技能已具相当水平。
最后提一个问题：何以一些地区仍沿用窑洞居住至今呢？究其主要原因：一是这些地区山多土厚，有形成窑洞的较优自然条件；二是窑洞挖掘方便，建筑简易，可大量节约砖瓦、木材等建筑材料；三是冬暖夏凉，可节省采暖隔热费用，即可节约能源；四是因地制宜，省占或不占耕地。这些是它的优点，也是它解决人们居住问题的特有功能。当然，窑洞也还有采光不足，通风差、较潮湿等不少缺点。只要能够把窑洞当作一门建筑体系来重视，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以认真调查分析研究，一定会克服其缺点，发扬其优点。使窑洞焕发青春，获得新生，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