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17天《尽心下 凡三十八章》14.29
原文阅读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字词注释
[1] 盆成括：姓盆成，名括，曾学于孟子，未成即去。
译文参考
盆成括到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要死了！”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了。学生们问：“老师怎么知道他会被杀？”孟子回答说：“他这个人有点小才能，但是不懂得君子的大道，那是足以使自身遭杀害的。”
核心内容解读
盆成括在齐国任职，孟子听闻后断言他会被杀。这简短的对话背后，蕴含着孟子思想中关于才能、德性与生命安危关系的深刻洞见。
孟子的判断基于对盆成括为人的观察：“小有才”而“未闻君子之大道”。“小有才”指的是有一定才智技能，或辩才，或政术，或谋略，但这些才能并未以深厚的道德修养为根基。“未闻君子之大道”则点明其根本缺陷——未能领会儒家所倡扬的仁义、中庸、时中等根本道理。在孟子看来，这种脱离“大道”的“小才”非但不能保身，反而会招致灾祸。因为“小才”使人有能力获取地位、介入纷争、表现自我，却无“大道”指引方向、制约行为、明辨安危。犹如童子持利刃，刃愈利，自伤之险愈大。
孟子这一观点植根于其性命之学。他认为人的自然生命（“形色”）与道德生命（“天性”）本应统一。真正的“大道”不是外在于生命的规范，而是充实于内心的仁义。唯有通过“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修养，将德性内化为生命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才智发挥才能与生命保全相得益彰。否则，脱离德性的才智，可能使人陷入“上下交征利”的险境，或触发“戒之在斗”的祸端。所谓“大道”，在孟子处，即是“居仁由义”，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时中”智慧。
这一洞见与先秦儒家对“才德”关系的思考一脉相承。孔子早已区分了“君子儒”与“小人儒”，强调“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认为德行为本，才具为末。在《大学》的“明德”纲领与《中庸》的“尊德性”主张中，德性对于才智的统摄作用被反复强调。孟子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战国时期策士纵横、才士易遭不测的现实，尖锐指出无德之才的危险性，使这一思想更具现实警醒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并非否定“才”的价值。他自身便是雄辩之才，也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其中即包含着对时势的审察与应对之智。他反对的是脱离“仁义”这一根本的才智。这种才智或许能得一时之利，但终因缺乏内在的稳定根基与长远的道义支撑，而在复杂局势中迷失方向、铸成大错。盆成括之悲剧，正是“小有才”足以自显其能、介入世务，却无“大道”以保其身、安其位的鲜活例证。
回望历史，战国时代如苏秦、张仪等策士，虽凭口舌之能一时显赫，多数终不免于惨淡收场；而如孔子困于陈蔡、孟子游说不遇，虽一时困顿，却因坚守其道而生命得以全，精神得以传承。两者命运之异，恰为孟子之论作注。这启示后人：才智的培养若脱离德性的根基，便如无根之木，虽或有繁盛之表，终难避风雨摧折；唯有深植于“君子之大道”的沃土，才可能枝繁叶茂，既成己亦成物。
孟子的这番警示，穿越千年，其声犹清。在专业分工细密、技能备受推崇的今日，“小有才”者比皆是，而“闻大道”的追求却常被忽略。当才智与德性修养失衡，个人或可取得一时成就，却也可能因方向迷失、底线失守而陷入困境。盆成括的故事，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让才华的骏马，始终奔跑在德性大道指引的方向上。这或许才是孟子“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的深沉告诫，在今日最为珍贵的回响。
背景知识介绍
先秦时期的知行观（七）（节选）
三 荀子：知之不若行之
（三）情欲顺于心知与师法礼义
荀子指出：心知最重要的是知“道”，“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荀子·解蔽》）。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性的善恶与情欲的有无、多少，而在于“心之所可”是否“中理”。如果“中理”，即使欲望再多也不为过；如果“失理”，即使欲望再少也不能避免争乱。在荀子看来，人的才、性、质、能都是一样的，但有的人为君子，有的人为小人。小人之所以为小人，不是因为天性如此，而是因为愚陋的缘故。见识得少，思虑不足，不知权衡，只会考虑眼前的利益，自然便愚陋。这就好比人们知道“刍豢稻粱”的美味而不要“菽藿糟糠”，不知道圣人之道的“安荣愉佚”而常常致力于做“危辱烦劳”的事情。这就是“陋”，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说“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荣辱》）。因此，“知”是通达圣人的必要条件，只有扩充自己的“知”，达到“智”、“明”，才可以成就圣人。
对荀子来说，善之所以为善，最终是因为它是令人满足的，并且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满足。可见，这种出自欲望的追求与满足是知而能行的动力之源。但是，荀子也注意到：人的欲望很强大，即使有智性之知，常常也很难去规范引导它。对此，一方面，荀子认为：这是由于“知”还不够“明”的缘故，它还称不上真正的“智”。另一方面，他指出：人必须要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荀子·性恶》），即老师的教化与礼义的引导。首先，师法礼义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行为范式，人们无须摸索，只要按着标准去做就可以了。其次，师法礼义对人有一种强制的规范作用，就像可以将弯木矫正、将钝金磨利一样。再次，荀子也注意到了习俗对人的重大影响，故强调“注错习俗”。具体而言，就是要改善大的环境，让人“居必择乡，游必就士”（《荀子·劝学》）。此外，还要注重自身的“积习”，即通过积累仁德善行培养出一种习惯，这要根据师法礼义来进行。
最后，荀子还意识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主要是针对圣王、老师而言。荀子把师法看得比礼义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圣王、老师既是以身作则而能坚持自身者，即“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又是礼乐制度的创建者，即“师者，所以正礼也”（《荀子·修身》）。荀子指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荀子·劝学》）这个“好”字不仅体现了学生对老师教导的归顺，而且反映了榜样的人格魅力对人们发自内心的吸引，所以说还有什么比从其所“好”更快的学习方式呢？榜样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也是如此。因此，对人们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情安礼，知若师”（《荀子·修身》），即在效仿师法礼义的过程中，既有理智的顺从，又有性情的安定。
可以说，在理智的权衡、性情的安顺与师法礼义的规范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下，荀子对意志无力的问题有一个较为妥善的考量。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体道者”就是“知道察”，并且“知道行”（《荀子·解蔽》）。
（完）
参考资料
《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曾振宇，青岛出版社，2023年10月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新注新譯》，杨逢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