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
我一直弄不清“边缘”一词的确切含义。按当下流行的语境，边缘是指非宏大，弱势，因而被轻视，乃至什么也不是。但是试想，一枚刀子最锋利的部分，恰恰是它的边缘，即刃部；一簇火苗燃点最高的部分，不是它的中心，而是离中心偏一点儿，也即边缘；更不要说一条咆哮奔腾于大地之上的河流了，具有冲蚀泥土、撞击岩石的力量的，也是河流的边缘，而不是它的中心。这样看来，边缘原来是最有力量的部分，容不得轻视。
因此，我从来不敢说我的写作是边缘写作。
但是，从地理位置上说，我的写作属于边缘写作，倒是有一些道理。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边缘”是指远离中心地区，靠近界线。我所居住的地方，正是离城市很远、靠近国界，地处辽宁最东部，与朝鲜接壤的一个小县城。从出生到成长，我在这里呆了三十六年。我在这里玩耍、流泪、欢乐、痛苦、梦想、写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城经济和文化意识很容易让人养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足：从容、缓慢、唯美、带点儿懒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当中混杂着的个人主义，等等。我觉得县城的这种氛围倒是很契合文学的一些本质东西。它与激荡和善变的现实总是无法贴得很近，外界传达给它的事物，总是变得有一点迟滞和缓慢。同时，县城处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它既是城市的边缘，也是农村的边缘，它既感受城市文明，也浸淫乡村遗风，双方合而为一涵养了它，使它中立、中庸、中正、中和。有时候我想，也许，具有中国典型性格的传统文化的地域代表，大概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而是中国无数的县城吧？
我喜欢县城，喜欢那种像缓慢的齿轮转动样的生活。是的，令我的生活无比平静的，是我在县城里工作节奏极其缓慢的文化馆上班。我记得余华说过的一句话不错，他说当年之所以渴望到县文化馆上班，是因为他经常看到文化馆的人在街上闲溜达，而据说那也属于他们的工作。事实正是如此，县城以它的小，它的内敛，让人时常对对生活充满暗喜。我家离单位的路程算是有点儿远了的，但是步行走去，绝不会超过15分钟。假如随便有一天，我睡了懒觉起来，上早市买菜，上班，然后去其他部门办事，回到单位想起应该到新华书店买一本新来的书，买完后遇到一个久未见到的老同学，站在大街上与他唠了两支烟工夫，然后修了一双鞋，然后回家，写了一小时稿子……这些一一做来，绝不会超过我一上午的时间。这是居住在大城市中为哪怕办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要耗上一天时间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心态有点符合文学，不讲求速度，竞争，效率，只讲求一份自由的心性和冷静的发现与创造。我在自己以前的文章中多次引述刘勰的话，他说文学作为一门事业，它的要义和规律就是：“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后辈从中慢慢探索和操练并不嫌迟，前人长久从事和运用并不见得占先，文学对于它的追求者来说，成功与否跟你什么时间进行创作、动手早还是动手晚完全没什么关系，这跟商业的竞争、抢注、份额等流行法则是不同乃至对立的。所以，文学在产生（而非生产）过程中一旦被硬逼着用商业的一些法则来运作，那它十有八九会变得不那么文学的。
那时候，县城里的朋友们都该记得，只要一给我家里打来电话，问我在家干什么，十次有九次回答是“看书”。一本书可以看一天不下楼。我也还记得主管我们文化馆工作的文化局老局长李敬凯，在职工大会上竟然讲：大家干工作或者上班签到，不要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攀，比如于晓威在家也是工作，他经常熬夜创作，夜里三四点睡，九、十点钟才起床，你要他早晨八点来上班？不人道也不现实嘛。他的创作就是工作，只要每年发表了作品，那就是给单位争光！
老局长的话虽则未必完全成理，但不乏可爱和感人，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信。不信这话的还有我们馆长。直到有一次，文化部在天津搞了个很大规模的全国文化馆工作会议，全国各地去了几百个馆长，我们馆长也去了。等到会议结束，馆长回到单位，立刻对我另眼相待，给我好一顿表扬。为什么？他说，啊呀，你的写作真就是工作啊，会议在天津那么大的城市召开，全国去了几百个馆长，可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做为东道主的天津群众艺术馆馆长李治邦，我不认识他，他竟然在那么多人当中专门来给我敬酒，说，听说你是宽甸县文化馆馆长啊？你们那里有个写小说的于晓威，我不认识他，但他的小说我很喜欢，你回去替我问候他……
馆长的意思终于是，他感觉很有面子了。也或者是，他终于觉得老局长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话说回来。县城也有它的诸多缺点。封闭、偏狭、自以为是、不思进取。还有，既然外界对它的影响是缓慢的，那么，它对外界的影响就更加缓慢。我从十七岁开始写作，在县城里写了快二十年了，之所以长时间不被外人所知，一方面，实在是因为自己写得不够好，另一方面，写得不好又偏偏追求缓慢主义，写得很少。至于除此之外是否跟地处边缘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些年就是成了这种井底之蛙，对外界了解无多，才一直使我“无知者无畏”地往前写。时间长了，竟被很多同道善意地称为是一个“沉得住气”、“有韧性”的人。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两万多字，先后投了十三家刊物。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杂志社又不给退稿，光是不断地一份份在稿纸上反复抄稿，两万多字的小说我就累计抄了近三十万字！最终总算把它发在一个国家级文学刊物上了。现在想来，那些年用于抄稿的时间要远远大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真是心疼啊。我还记得，同样是多年以前，我给东北一家比较著名的文学刊物投稿，屡投屡败，屡败屡投，最终编辑回了一信，大意是，请我不要再往他们刊物投稿了，他们刊物光是定稿待发的名家稿子，就需要慢慢排发一年。我一直很感谢这位老师，她是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在此浪费时间了，但我当时内心想的是，这还是说明我写得不好，起码是写得不如名家好啊，发不上去是正常的。于是我打消了读完信钻进地缝的念头，仍旧写，仍旧投，终于，过了不久，我以我的韧性和作品的进步，让她对我扭转过目光，在刊物的头题位置发表了我的一部中篇小说。
二十年前的一九九八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其时我写小说已快十年了。那一年，县文联准备为我搞一个作品研讨会，他们弄得很简陋，又没有什么经验，但完全是凭了一股热情，县文联主席便冒昧地专程来到省城，向当时完全不熟识的辽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刘兆林同志发出了与会邀请。之前听闻，市级的作品研讨会，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是轻易不参加的，县里搞的就更别提了。没想到，刘兆林同志在认真阅读了我的一些作品并了解到我的一些创作背景之后，竟不顾路途迢遥，驱车四个多小时，翻山越水，从省城沈阳亲临边境小县宽甸会议现场，不仅认真地听取了所有当地与会者的发言，还做了语重心长和热情洋溢的讲话。在那次会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是刘兆林同志说的，他说：“于晓威目前的小说创作水平，是完全可以代表着辽宁省的小说创作水平的。”
我宁愿把这看做是一种善意和提前了的激赏与鼓励。我做得远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充满感激。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这就不能不让我想起2005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事。早在1994年，我无意中读到了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主持出版的第一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的某一本小说集，知道了有这么一项公益性出版计划，在市场经济不太成熟且不太青睐纯文学尤其是纯文学作品集的情况下，为国内40周岁以下、有一定成绩和潜力、尚未出过书的青年作家出版第一部作品集。也许是这种纯粹的为文学的精神感召了我，也许是当中一个个闪亮而扎实的青年作家的名字吸引了我，我当时便暗下决心，把这当作自己40岁以前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却又心怀沉静，耐心等待。按照规定，这项计划的初步环节，是要经由各省作协在本地区先行推荐书稿和人选上去的，然后北京方面组织专家初评和终评。我们省一直没有推荐我，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写作没有达到更好，也还年轻，也还有时间，也还需要加倍努力。不过，退一步来说，作为我个人，我也从没有主动请求省作协能够关照和推荐我。在我看来，类似这样的事，只要是不适时、太过主动地争取到自己，就是褫夺了别人的利益，是不道德和值得汗颜的，尤其是自己水平还不够、人家还没有注意到你的时候。这样，我一等就是好多年。在此期间，有各种各样的出版机会渐渐来临，但都被我婉谢了。我一直尊重当初的梦想，似乎同自己较劲，看看自己离实现这个梦想到底有多远。直到2005年，省作协终于推荐我了，并顺利入选。回头看看，虽然我很幸运，但是也为此准备和等待了十年。不过，正像我在“丛书”2005年卷出版座谈会上做的代表发言一样：“哪怕最终我仍没有入选，我也认为非常值得。因为，我相信，等待和坚忍不拔是从事文学创作除才华之外最重要的品质，是考验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在文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底线。”正是基于这个理念，后来的参评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规定四十岁以内可以参评，领导说，有许多快到四十岁的写得不错的作家，让他们先评吧，你还年轻，等一等。于是我五年后才参评。第一次读鲁迅文学院，接到通知，行李都准备好了，领导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同志，工作要变动，这次去不了，以后就难以请假去了，你让他先去吧。我说好。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其实表现为，它在提倡一种扎实、沉静、客观、纯粹、循序渐进和拼搏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就足以让我的文学实践不断充实和提高，得到收获。这好比疲惫的旅人行走于黑夜，他看到头上的星光与看不到星光，迈出的步伐是不会一样的。这就足矣。
在县城呆得久了，经常有人会问我，我是不是缺少生活，这对文学不利。我记得刁斗也发过类似的牢骚，经常有人担心他在城市里呆久了，没去体验生活。看来我们同样有点不妙。不过，我想说，康德一辈子没有去过什么地方，他就呆在他的家乡科尼斯堡，可他除了写哲学著作不说，竟还在家乡大学里教自然地理呢。法布尔也几乎终生居住乡间，却被推荐参评诺贝尔文学奖。至于有隐居癖的塞林格和有“羞怯的乡下人”之称的福克纳，更是终生差不多呆在故乡。卡夫卡好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历，他一辈子就是个当地的小职员吧……太多了。当然我并没有要和他们比的意思，我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和事例。再说，我认为的所谓“体验生活”，也许应该有三个方面：一，个体生命所依赖和被包含的无所不在的当下生活，即体验与生活的共生性，生活即体验，体验即生活；二，离开自己原有固定生活范围，为某一理念和追求去短时期探究和占有别的生活；三，读书生活，它同时代表记忆、回忆和想象。在我看来，在一个普遍技术化、工具化、物质化来临的时代，人越是追求外在的东西，就越是容易丧失自我。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说，采用多大限度体验生活，用什么方式体验生活，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生活价值取向问题。我对自己说，完全地打开自己不断四处走动去体验生活也许是值得警惕的，套用庄子的话说，生命是有限的，而生活无限，以有限的生命追求和体验无限的生活，殆矣！何况，对作家而言，体验生活的终极意义，不意味着去体验别人的生活，用别人的眼光看世界，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表达自己的判断，抒发自己的思想。质言之，观察生活，就是观察自我。
我的许多时间也许都是浪费在贪玩上，读书上，做无意义的事情上。但是罗素说：“只要你感悟到生命的快乐，那就没有什么事是虚度时光的。”同时，我也愿意做这样的选择，不做一棵树，争什么天空；不做一株草，争什么地皮。我愿做土豆和花生那样的植物，向地平线的下面长出果实。我喜欢生命的暗喜。
县城，埋葬过我的父母，埋葬过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如果将来再埋葬我的暮年，那我的人生可谓是圆满了。我还是梦想回到县城，以及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