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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弦”

巴哈尔河穿过哈尕州市区，一直向北流去。冬季，河面上漂浮着尖棱的冰凌，河水湍急日夜不息。在这条河里，曾经打捞出一名牺牲的小战士。

那个年代，这里情况异常复杂。少数敌特份子，凭借着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大西北，人烟稀少，流动人口较多的客观实际，活动十分猖獗。在一次打击敌特份子的活动中，公审大会之后，有罪大恶极的成员被执行枪决，当晚，就出现了有坏人偷袭卫兵岗哨的事情，当夜，哈尕州地方部队的一名哨兵失踪。后经仔细侦破，可以肯定是被这伙坏人“摸”了哨。几天后，这名小战士在哈尕河里被发现，当打捞上来的那一刻，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这名小战士，身上被坏人用八号铅丝，牢牢捆绑在一块大石头上，他是被活活沉到河底牺牲的，这明显就是坏人残忍的报复行为。

安文他们这支部队进驻哈尕州的当天，就发现有坏人窥探哨位，试图制造事端。从那时候起，部队哨兵全部是荷枪实弹进入哨位。

哈尕州委所在地，三面环山，一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在区委大院，宣传队队员们就曾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远山的那边，时不时地会有彩色信号弹莫名其妙地升上夜空。上级也曾多次派出部队前去“围猎”和搜山，却都无功而返。

为了安全，以防万一，部队教育时候做出规定，夜间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要外出。宣传队也立下规矩，白天外出一般在两人以上，而且要坚持请销假制度，外出人员必须按时归队。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兵无意间发现了那些信号弹的秘密：几位战士在山上例行巡逻，在一名战士身后突然一声怪响，一发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走近仔细观察，原来这是一发“定时信号弹”。这是敌特份子利用这种方法，以此制造人们心理的恐慌，破坏社会安定。

由于部队的特殊性，必然受到敌特份子的“格外关照”，这就要求战士们时刻保持警惕，但一切工作如常进行。

宣传队住的区委大院里有个篮球场。排练间隙，队员们就在这里打篮球。 夏日的青海，正午的阳光直射，十分炎热，不知谁，好像是指导员郑红光最先发出的提议：大家都剃成光头！本来是句玩笑话，可谁知大伙儿还当了真，结果，除了“演出需要”之外的队员，安文他们好几个乐队成员一下子都成了光头，乐器班走在区委大院，一脱帽，一片“和尚”。

在宣传队，那就是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也不断演绎着太多让人难忘的故事：

宣传队乐队的二班长张大福，是个东北人，六八年入伍，中等个儿，红脸堂，短粗，微胖。在宣传队乐队，张大福弹得一手好三弦。在宣传队，只要是非正式场合，是没人管他叫张大福的，人们都喊他“大三弦”。你要问为啥？这还是要得益于乐队那首当时风靡部队上下，以至于在地方厂矿、农场和知青农牧点乐器合奏《地道战》。

自打弄来了电影《地道战》器乐总谱，乐队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八一建军节登台亮相，不成想一炮打响，竟成了宣传队演出的压台节目。 无论到基层连队，还是去地方的农牧场和厂矿企业演出，都倍受赞誉，每当那激昂的玄律响起来时，台下观众便会随着《地道战》的节拍，有节奏地边拍巴掌，边高声大嗓的跟着唱：地道战！嘿！地道战，武装起来千千万！嘿！武装起来千千万！……台上台下一片热腾。

“大三弦”的那段领奏，弹的是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使人看了，听了，似乎又一次见到了《地道战》里的高老忠，踩着急促的节拍，一直向村口那颗老树奔去，全然不顾后面紧跟着的小鬼子，当鬼子端着大枪把他团团围拢，身负枪弹，他解开绳索敲响那口大铁钟。又仿佛看到了栓宝带领着民兵，日以继夜的挖出了通往鬼子炮楼那条长长的地道……

“大三弦”端着那把大三弦，左手在琴板上下飞舞，右手弹、拨、勾、挑，犹如疾风骤雨，又似万马奔腾，听了不禁让人热血沸腾。

乐曲犹如黄河决口，冰山坍塌气势，“大三弦”怒瞪双目，全神贯注，他那张红红的大脸充满血丝，脸上的肉，随着《地道战》的节奏不断上下“颤动”着。

看着他全神贯注的神态，听着他流畅激愤的弦音，大伙儿不免为他手中的三弦担心：那三根弦会不会就这样让他过于用力，一不留神给弹断！那三弦的蟒皮，会不会被他的奋力给戳漏！

说起这个“大三弦”，在宣传队那可是个表面上“憨憨”，实质则是个“聪明透顶”，内秀又幽默风趣的家伙。

“大三弦”的家在偏远的农村，大山里的贫穷，从小就让他养成了平日里节俭的好习惯。

那时候，部队统一发衬衣，发汗衫票。衬衣免费不要钱，汗衫却需要用战士自己的津贴费加汗衫票去买。

记得有一次，张大福把汗衫穿在了衬衣外面。大伙儿看了，觉得十分不解和好笑：那汗衫穿在他微微发胖的身上，一条条一道道的蓝白纹路。大家不明究竟，为啥他要这么“打扮”自己，便去问他。

“你们傻呀！衬衣是发的，不用钱去买，可汗衫要花自己的津贴费去买，汗衫穿在衬衣外面，我觉得，那就要省些呀！”这是啥歪理学说！

不知是谁，说他这身打扮像个动物园里的大斑马，大伙儿就在背地里偷偷地喊他“斑马”。一开始大伙儿偷偷的喊，后来，见他听到了，也丝毫不在乎，那就干脆公开地喊了。

那年八一建军节，宣传队演出结束，小歇。大伙儿都去城里游玩。原本住四个人的屋子里，只剩下了从来不喝酒的“大三弦”和安文俩人。

不会喝酒的安文，悄悄拿出来自己的“私存货”：一瓶儿青梅酒，“大三弦”也非常“豪爽”地拿出了仅剩下的那罐小咸菜。（客观地说，那就是几根掺了红辣椒面儿的萝卜咸菜丝。）

“咱俩可就这几根儿萝卜丝啊！每人喝两口，不！喝三口酒，只能吃一根萝卜丝啊！”“大三弦”看着安文手中那瓶青梅酒，像是命令似的，笑着和安文“商量”。

“好！就按你说的办。”安文笑着点头。两个都没喝过酒的，就这样，俩人先把准备醉酒后呕吐的洗脸盆放在床头，然后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喝了起来，边喝还边聊着各自家乡的趣事。

那酒喝的，家常话唠得开心，青梅酒也喝的是昏天黑地。安文也不知道这酒是啥时候结束的了。等一觉醒来，见“大三弦”正在用手指，指着满地被安文酒后呕吐的污物发笑呐！

“咋样？说你喝酒不行，你还偏不信，看到了吧！”

正当“大三弦”在那里美呢，他一拉自己身上盖着的棉袄，得！一袄袖子全是呕吐污物。接下来，俩人开窗户，洗刷，打扫屋子，一通忙乎。

“大三弦”幽默风趣，说起话来，咋听起来，慢条斯理的，听罢，你一咂摸，就会让你被他的幽默话语和胖胖的肢体语言所感染，这边，你捧腹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那边，“大三弦”却依然绷着脸，一本正经地叙述着。

说起这“大三弦”的趣事来，那可不止一两件：

1973年，宣传队批准他探家。探家回来，“大三弦”说他这次遇到的是一“喜”一“怒”两件事 ：“喜”的是这次探家，村里媒人给他说了个漂亮媳妇，让自己的终身大事有了着落，用“大三弦”的话讲，这回没白回家！话题只要说到他这个“八字还没一撇”的媳妇，他那张大脸立马会更加红润起来，鼻子尖挂着汗珠，脸上会眉飞色舞！

“怒”的是，这次回东北探家，途径首都北京转车时，竟遇上了小偷，身上的钱包被偷了！

接着就是“大三弦”的绘声绘色和他的“肢体语言”了：北京站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去东北老家的列车，傍晚才能发车，这一整天去哪儿？唉！天安门呀，对！就去天安门看看！“大三弦”拿定主意，便把东西放在了寄存处，上衣口袋装着粮票和零钱，坐上公共汽车朝着天安门方向奔去。

火车站人多，可这公共汽车上，一点儿也不比火车站的人少。来时就听说，这大北京也有小偷！我立马提高了革命警觉，伸手摸了摸装着钱和粮票的上衣口袋，两眼不住地左右观察。

“前方停车站是天安门站，有在天安门站下车的同志，请往门口走。”女乘务员一口京腔的在报站名，那声音脆脆的，好听。

人多，挤呀！我时刻提高警惕，一会儿就不由得去摸摸我的上衣口袋，行！口袋鼓鼓的，钱还在。

呵！天安门广场真大呀，男的女的，大人孩子，这里的人勿嚷勿嚷的，真多！

远远的，看见天安门了：醒目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挂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前面，天安门后面可就是中南海了，毛主席就在那里办公。不知道毛主席现在在干啥？这可是我离毛主席最近的时候了！我不由得伸出脑袋，向天安门张望。

车停了，我被大波人挤下了车。下了车，我习惯地又去摸了摸上衣口袋，呦！坏了！上衣口袋瘪了！当时我的脑袋“嗡”的一下——钱被偷了！

站在马路边，我有点儿傻了！一分钱也没有了，别说去看天安门了，东西还存在火车站呢，回都回不去了，这家恐怕都“探”不成了！这可怎么办？

哎！正在发愁呢，我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穿四个兜的，像是部队干部模样的人，往我这边走来。在他身后不远处还跟着一个妇女，那妇女领着个三四岁大的小男孩。

我灵机一动，快步走上前去，打了个立正，给他敬上军礼

“报告首长，我犯错误了！”

那个“首长”先是一愣：“怎么回事？犯···什么错误了？”

“报告首长，由于我平时没有认真学习，革命警惕性不高，刚才，刚才…在车上让小偷偷了我的钱包。现在没钱吃饭，也回不到火车站了。”我敬着礼一口气报告完毕。

“首长”听了我的报告，不禁微微一笑，然后就从他的衣兜里掏出几块钱！

“拿着吧！你这个小同志，以后要提高警惕呀！”说着，就准备离开。

我一看，不行！“报告首长，我，我的粮票也被偷了。”

  …………

我又接过“首长”递给我的粮票。

“报告首长，请首长给我留下通讯地址，等我回到部队给首长寄去钱和粮票。”

那“首长”可真够意思！说啥也不给我留通讯地址，还说钱和粮票都不用还了，但要记住，时刻都要有警惕性。

我低头一看：嘿！还是全国粮票呢！结果，我不光去看了天安门，金水桥，还逛了中山公园，吃了午饭，然后才去火车站等车。

“大三弦”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连比划带说，绘声绘色地叙述着他的“奇遇”，安文他们早就被他“故事”逗的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 ……

当兵的日子，对于安文来说，最难忘的，就是他所遇到的这些他的战友们，他们每个人都是最朴素，最平凡，最简单的军人。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彼此没有血缘关系，却胜似亲人的兄弟！

虽然是在和平年代，但同在严寒里呼吸，共在寂寞中度过，其间，所有的经历，所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

有时候，安文在想：如果是在战争年代，面对着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一定会一起去流血，一起去拼命的！尽管是在没有硝烟的年代，但在远离家乡的青藏高原，安文已经深深地理解，和悟到了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兄弟般的情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宣传队的人员总是一波波的，新的来，老的走。1973年，梅队长退伍要回上海家乡了，宣传队新来了队长。

他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一双大眼睛，十分明亮，满嘴的艰涩难懂的浙江方言，只有他的同乡才能够听得懂。他会说普通话，但在安文这个北方兵听起来，总觉得哽哽的。他性格直爽，待人热情，走起路来还喜欢大步流星。

他就是新来的队长华国祥，浙江诸暨人，六八年入伍的老兵，1973年是他和指导员郑红光两人一起介绍安文加入了党。

听说，队长入伍前就会吹唢呐，来到宣传队，依然是老本行。在整个基地宣传队里，他的唢呐吹的是出了名的。他业务素质好，对大家要求也高。在梅队长退伍之后，始终担任宣传队队长。平常不演出时，每天上午，他都要组织乐队队员们一起学习乐理知识，他要求大家，不仅会看，会用简谱，还必须学习线谱。每个队员，不仅熟练演奏一种乐器，还能懂得和使用其它一至两种乐器。那时侯的队员，拿起乐器要会用，放下乐器要能唱，能跳，能演才行。按照政治处旺主任的说法，宣传队员就要学习乌兰牧骑，要一专多能。拉手风琴的安文，也开始走向了前台，学演独幕话剧、还和郑红光指导员搭档，学说对口相声。

当兵的日子，人最怕的就是生病，生病就会想家，那个时候，总会觉得孤独和委屈。

正值宣传队演出紧张的时刻，安文却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骨头节都疼。躺在床上，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不想吃，也吃不下。一觉醒来，不知啥时候，队长已经来到了床边，手里端着个搪瓷碗，里面几只红红的鸡蛋。

“不吃怎么行！起来吃了鸡蛋，鸡蛋有营养，吃了才会有精神！”不容分说，队长轻轻扶安文起来。把热鸡蛋一个个的剥了壳，白白的，热热的鸡蛋送到了他的嘴边。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几颗鸡蛋有啥稀奇？可是，你别忘了，那是在青藏高原，当时部队里，只能看到和吃到鸡蛋粉，吃新鲜鸡蛋，谈何容易！那时，常常是大雪不断，运输十分艰难。酱油是固体的，蔬菜是压缩的，腊肉是腌制的。什么好存放，就供应部队什么，什么能够放的时间长久，战士们就吃什么。

六颗鲜鸡蛋！也不知道队长是从啥地方淘换来的？吃着吃着，安文竟像个孩子似的，眼泪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看看，看看，怎么还这样了呢！这鸡蛋在我家乡，那可是女人生小孩才能吃到的呦！快！吃！吃吃！”队长一嘴的“浙江北京话”，把安文都被给说乐了。

从哈尕到西宁，每天都有一趟班车经过，中间要横穿戈壁、草原，沿着青海湖旁的公路，攀援日月山才能到达省会。

那次，安文和指导员乘坐客运班车去西宁出差，班车有节奏的颠簸着（那时还都是沙石路），安文不知啥时候进入了梦乡。

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各位，大家下车休息了！半小时以后出发！”司机说着硬硬的汉语，拎着一个袋子，竟自向草原深处走去，原来，那个司机是去草原深处找蘑菇去了。

安文低头看，客车不知什么时候就早已经离开了公路，远远的，停在草地上。大家无奈地下了车，安文也跟随着大伙儿，在草地上漫不经心地游荡着。也就是从那次起，安文竟认识和喜爱上了那些蘑菇。和大家一样，每个人手里或多或少地都有了收获。采到了蘑菇，大伙原前对那个司机的怨气也就小多了，有的用手绢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带回家，有的看自己采的蘑菇太少，不值得带回去，也就主动给了那个司机。

从那次回来之后，郑红光指导员就知道了怎样采，采什么样的蘑菇了。

蘑菇有的没毒，有的也是有毒的！那时候，部队供应一种上海产的猪肉罐头，郑红光指导员很会吃这种罐头，罐头拿在他的手里，一看，他就知道罐头哪头油多的，哪头瘦肉多。把瘦肉那头打开，先剜出瘦肉，吃掉，然后把采来的蘑菇洗净放进去，放在火炉上，罐头里的猪油慢慢地被融入新鲜的蘑菇里，奇香无比！但他总是第一个吃，这倒不是他有多馋，因为他有辨别蘑菇的经验。

“我先来，吃完大伙儿都看我，没事了你们再吃。如果我明天牺牲了，那你们就别吃了”这虽然是他的“幽默”之言，不得不说，这也他是“慎重之举”。 那时候，就发生过因为误食了毒蘑出事的！

第二天，指导员第一个起床。

“看，嘿嘿！看看，我还活着！”他大声嚷着。大伙儿慧心地一笑，之后，就可以大口地吃起鲜美的“原生态”蘑菇了。

说起郑红光指导员，在宣传队他既是大伙儿的领导，又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大哥。宣传队开展一职多能以来，他身兼多职，语言类节目是他的强项，他还会说山东快书，会说数来宝，演独幕话剧，后来，还带着安文说对口相声。每次下去巡演，从战士们的笑声中里，看得出，指导员的表演是多么受到大伙儿的欢迎。

安文和他一起对词，排练节目，在宣传队里，安文和郑红光指导员接触多了，在他心中，他已经不光是自己的领导，他还是个老大哥。

郑红光，合肥人，人长得标志，也很精神，也很有才。字写的好，尤其是他的“空心字”，每次跟作画似的，写出来真帅气！好看！他的表演也颇具天赋，演员们和他搭档时候，既感到有种压力，也都觉得十分地开心。大伙儿说指导员就是宣传队“制造欢乐的药丸”，哪里有他，哪里就会充满一片笑声。

有一次，他回合肥探家，临走时，问自己的相声搭档安文，回来时候给你带点儿啥特产，安文过去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他们合肥的蜂糕麻饼很有名气，但距离遥远怎么好意思让人家带呢！可是他总问，安文就逗她，随口说了句：“真的要带，那就带点儿臭豆腐吧！”没想到，他回来真的专门为安文带来了一小坛臭豆腐。回到宣传队，一进门就说是安文出了个的坏主意，是安文害了他！

在火车上，他虽然事前有准备，怕臭豆腐味儿大，里外给包了个严严实实，那还是不行，一车厢人总再问，是谁家的小孩拉屎了，这么臭！他不敢说也不敢乐。

对于“远道而来”的这坛臭豆腐，安文他们非常珍惜，因为在青海就根本没有看到过臭豆腐，再加上，“臭了一道”，让他一路挨骂，从好几千里地带回来的“礼物”。到最后，不仅把那坛臭豆腐给吃光，就连那坛子里的臭豆腐汤也都被大伙儿给通通消灭了。

指导员是在宣传队完成的“大婚”。他爱人是工厂的工会主席，她很爱郑红光指导员，听说，光谈恋爱，俩人就进行了八年。大伙儿就用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台词凑他：“八年了，别提他了！”

部队结婚，几把瓜子，几盒香烟，食堂炒俩菜。政治处给他俩发了本毛主席语录，每人一管钢笔，一本笔记本。那时候就什么淳朴，简单！

安文还非常清楚地记着，大嫂叫褚梅，高高的个子，不过没有郑红光指导员那么白净。但她人很有气质，一看就给人一种端庄大气的“威严”。这“威严”里，透露出了一种“自来美”。

那晚，宣传队的几个小伙子去“闹新房”，这个让点烟，那个叫包糖，虽然结婚仪式普通简单，但能够在这青藏高原举行“大婚”，那在大伙儿心目中，这个荣誉可不是一般做妻子的能享受到的！大嫂热情大方，记得宣传队有个叫周泉的，轮到大嫂给他点烟时，他叼着香烟，不吸光吹，好几次也点不着，最后，大嫂直接把火送到了他鼻子下面，结果，烟没点着，从此，周泉嘴巴上的胡子却给燎了个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