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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吴念真，是因为看贾樟柯的书《贾想》。书里提到2000年他在威尼斯电影节结束后，和赵涛一起辗转法国去多伦多影展做宣传，在巴黎逗留时，贾樟柯从报纸上看到杨德昌新片《一一》公映的广告。因为赵涛想看，便陪她一起坐地铁来到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影院买票。当时下着小雨，观众在电影院外排着长队等着入场，去看这部长达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哲学电影”。电影结束，满场的法国观众几乎无一人退场，大家鼓起了掌。赵涛眼圈微红，贾樟柯本人也感慨在巴黎那个落雨的下午看到了2000年最精彩的电影。
后来看了《一一》，一如贾贾樟柯的褒奖，电影的确精彩，对吴念真的表演印象很深。在豆瓣搜资料时发现，作为男主的吴念真竟然不在演员表里，百度之后才大概了解是怎么回事儿。最近看白先勇的散文《树犹如此》，里面提到作家身份的吴念真，在七十年代已是崭露头角的年轻小说家。
重新燃起了对吴念真的兴趣。
了解到侯孝贤导演的电影《恋恋风尘》是以吴念真的经历和初恋故事为原型，就想着尽快把这部电影看了。其实2022年4月就关注到了这部电影，找来了资源，不过因为没有字幕，很多客家话听不懂，看了几分钟边作罢。最近因为这些机缘巧合，便重新找到了资源，字幕也是完整的。
豆瓣上显示编剧是朱天文，有点纳闷，毕竟吴念真本人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如果故事原型是他，这部电影应该跟他有更大的关系。果不其然，百度之后发现，电影的编剧一共是两位，朱天文和吴念真，不过跟《一一》的演员表里没他一样，编剧的表里也没他。
很喜欢电影的开头，镜头随前进的火车一起向前，穿过山间、穿过隧道、树木茂密、幽远深邃。上次对电影里火车镜头印象深刻的是一部韩国电影《薄荷糖》。一直很喜欢火车在电影里的表达，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旅途，火车把我们带向远方，也带回到原地。
镜头由车窗外的风景转入到车厢内部，一男一女，青春正当时，便是阿远和阿云，阿远拉着扶手，阿云抱着立柱，都在低头看书。青春懵懂，豆蔻年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看到他们，我第一反应是，他们好般配，般配到就应该在一起。
后来，直到电影看完，才发现他们手都没拉一下，这段还未告白的感情便结束了。电影的基调是安静、孤独甚至有点伤感，从头到尾阿远除了在阿雄当兵前同乡们的聚会上笑过一次，整部电影再没笑过，青春何其苦闷、孤独。我承认，这种意境很吸引我。
列车在一座破旧的小车站停下，牌子上能看到写着“十分”，电影是1987年上映的，想必这是十分车站当年真实的模样。他们沿着铁轨往家走，安安静静，青春的美好气息扑面而来。
现如今的十分车站，位置应该还在原处，不过样貌已发生很大变化，从现在的十分车站出来便是十分老街，位于台湾的新北市，很多游客都会到这里打卡拍照，放天灯。由于地处山区深处，交通不太方便，也就使得这条老街远离尘嚣，仿佛时光停留了一般，到处充满了浓浓的怀旧气息。十分车站后来因一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而爆红，电影里的放天灯许愿便是在此取景。
故事的发生地是矿区附近的一个乡村，大家都过着清苦的日子，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在中学毕业后有的甚至在小学时便离开家乡到台北打工或者当学徒，阿远便是其中一员，在一家私人作坊性质的印刷社做着重复、单调的工作，没有青春该有的热情活力，甚至没有欢声笑语。农村出身、辍学、打工、在城市的边缘挣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影子，看到身边人的影子，看到自己的影子。工作之余阿远还在一家中学的补校学习，努力完成高中学业。
电影的后半部分，阿远去当兵之前，父子俩在一家小饭馆吃饭，爸爸对阿远说道“几天前碰到你国小的林老师，记得吗，就是那个常来我们家，叫我一定要让你补习，考初中的那个，他很赞赏你，家里要是还过得去，要尽量让你念书。”农村人大抵如此，父母没文化，希望孩子能通过上学走出小地方，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有的父母自己并不清楚读书、上大学对孩子的意义，无法教育、引导孩子。中学没毕业、没上过大学的孩子现在在农村依然很多。
阿公如此慈祥，照顾着几个孙子孙女，变着花样耐心劝着最小的孙子吃饭。他从生活中得到了很多经验，就像一个智者。想到自己小时候，整个小学期间基本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在我身上付出的爱足以温暖我一生。爷爷在16年去世，奶奶在18年去世，爷爷走的比较平静。奶奶走的时候还受着病痛的折磨，弥留之际的那段时间跟陪在她身边的孩子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两次都是接到家里打来爷爷奶奶病危的电话，匆忙从北京赶回家里，虽然没有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里陪在身边照顾他们，也庆幸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光我在身边。
爸爸在矿上伤了脚，阿公自己做了拐杖，爸爸出院那天，阿远跟阿公一起来到车站接爸爸，然后是一个一家三代四口人走在吊桥上的镜头，群山之间，云雾缭绕。走出去的人，我想是没有不怀念自己家乡的，这是导演给所有身在异乡的我们最美的镜头。
去台北工作打工前，阿远把成绩单递给爸爸，“爸，我高中不想读了。”
“你不读要做什么？”
“我想到台北工作，如果要读，读补校就好了。”
“随便你了，你要做牛不怕没犁可拖。”
农家懂事的孩子几多坚强，也几多心酸。
一年后，阿云也辍学来到了台北，在车站等着阿远来接，善良、未经世事的阿云被一个男人差点骗了，提着阿云的行李不知道要带她去哪儿。幸亏阿远来得及时，将行李抢了回来，争抢的过程当中，却把本来要给老板儿子送的便当打翻，回到公司遭到老板娘的辱骂，阿云带来的让阿远送给老板的番薯，老板娘也是不理不睬。
站着吃饭那段看着实在让人心酸。贫穷让人压抑、唯唯诺诺、在生活里怅然若失。
阿云还给阿远带来了爸爸给他买的贵重的手表，阿远却低下了头，表情慢慢变得痛苦，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起身离去，我想他是怕在大家面前忍不住流泪。爸爸省吃俭用，分期给自己买了手表，父爱无言却如此有力量。
六七十年代，通讯主要是靠书信，爱人、亲人、朋友间的书信往来，显得如此重要，如此成为精神的寄托。对身在异乡的阿远阿文们，书信更是消解孤独的一剂良药。
阿云的工作是在一家小作坊做裁缝，阿远偶尔会来看她，每次两个人都是隔着一扇有铁栅栏的窗户说话，简单、温暖、彼此陪伴，而他们之间的另一扇“窗户”。
阿云笑着说自己的胳膊被熨斗烫伤了，阿远却因为担心和心疼对阿云进行了“批评”。
阿远骑摩托车载阿云到中华商场给家人买鞋子，出来后却发现摩托车被偷，绝望、无助，阿远气愤、情急之下想去偷别人的摩托，让阿云去放风，阿云怕的快要哭出来。
阿远生病肺炎，不舍得去医院，在宿舍吃药静养，阿云过来悉心照料。
等等。。。陪伴、温暖。
阿远也收到了当兵的红单，并且去的是金门岛，台湾有个说法，抽中去金门岛的叫做中了“金马奖”，当兵期间遇到感情变故叫做“兵变”。阿远，最终难逃“兵变”的劫数。
车站送别时，阿远目光呆滞，阿云表情悲戚，未有一句对白，悲伤的气氛却是隔着屏幕都要溢出来。列车进站，还未言说道别，阿云将行李递给阿远，转身跑出车站，分别如此悲伤，分别如此匆匆，没有一个拥抱，没有一个亲吻，此一分别，终成了一辈子的“分别”。
阿远回到家里对家人做了告别，送阿远去出车站的是阿公，边走边放着鞭炮，是在祈愿孩子平安回家吧。
当兵后，阿远和阿云本来一直在正常的书信往来，后来，阿远寄给阿云的信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后来弟弟来信，告诉阿远阿云已嫁人，丈夫是个邮差（被退回来的信，想必跟邮差有关系）。
也许是命运开了个玩笑，邮差人为的破坏了这段感情，让两人断掉了书信往来，没了联系，终归渐行渐远。
也许是早已注定，一早就有机会却未曾开口的爱，冥冥中已预示了不会圆满的结局。
爱在心口难开，终成一生遗憾。
转一篇吴念真自己写的文章《我一辈子没有拉过她的手》。
我的故事全世界人都知道，其实《恋恋风尘》写的就是我。我初中毕业到台北工作，那个叫阿真的女孩子晚我一年到台北。我们在村庄里面，父亲母亲都已经称彼此为亲家了。那个女孩就是你跟她讲什么她都相信你的，很典型的台湾女孩子，住在山上，不晓得外面，到台北来工作，就是一心想可以依靠我。
那时候我换了很多工作，什么都做过，在外面当学徒，连老板全家的衣服都要洗。我记得有一个雇主，他女儿念的是台北很烂的一个私立学校，叫“敬修女中”，我还帮她洗制服，一边洗一边吐痰在上面，发誓我找女朋友一定不找敬修女中的。
后来我去当兵，她买了一千多个信封，然后写上她的地址，贴上邮票。那时候一张邮票两块钱，一千多张邮票是两千多块，她五个月的薪水。
那天晚上我本来要走，后来就陪着她写。她最后大概很累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是在餐饮店工作，卖肉粽汤圆。我就帮她写。最后她睡着了，我就拿个小棉被帮她盖起来，写到第二天起来，我写完了，就把信封捆好带去当兵。最后侯孝贤拍了我们一起写信封，其他的他就删掉了，因为觉得太煽情了，而且没有人相信。
我扛着一千多个信封去当兵，去金门要坐船，宪兵检查说你以为金门没邮局吗。我在金门的最后时间里，她就跟别人结婚了。那时候很生气，很想回来问为什么，后来想想，又觉得我之前也没有承诺说要娶她。营长看我很辛苦，就说好吧，特假。因为在金门当兵是不能回来的，我在岛上待两年了，想让我放假回去看看。
打包行李的时候，我说我回去要拿刺刀刺死她什么的乱讲一通。勤务兵很紧张，跑去跟营长讲，结果我到港口的时候宪兵不让我登船，说营长取消了你的假。我回来气得要死。后来想，算了，她既然都成了别人的太太，又能改变什么呢？可是当时很痛苦，之后开始写小说，开始投稿。
我妹妹那时候念国中，很可爱，我经常跟她聊天，就讲我在台北那时候，每天晚上去帮阿真收店，然后两个人就拿着肉粽去北门打秋千，两人坐在秋千上看最后一班夜车过去了，然后我再回去。就讲这些细节给我妹妹听。
有一天叫她帮我寄个小说投稿，她就把我原来的名字“吴文钦”涂掉，写了“念真”，就这样寄出去了，登出来就是这样。
那时候阿真大概在报纸上辗转看到这篇文章，她就打电话到我公司来找我。她不敢打电话问她们家里人，找到我就讲东讲西，偶尔讲到她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小说，知道是我写的，她说你不要用那个名字，我看到很难过。
后来我打电话跟报社讲，你不要用那个名字了，因为我还有几篇稿子在那边。他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念真”了，你再改很麻烦啊。你加“吴”嘛，就是“没有”啊。就这样变成“吴念真”了。
完全没有想到这会造成以后恋爱的困难，没想到它会变成婚姻的障碍，也没想到侯孝贤有一天拿来拍电影，而且拍得还不错。所以搞成这样真的很烦，拍完后有人到我家访问时，我太太气得要死。不过她后来习惯了，结婚后只要有人打电话说“我找念真”，她就说：“等下！”如果有人讲“我找文钦”，她就说：“你等一下哦。”
现在再回头看那一段，真的是青春的沧桑啊。我想每个人如果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心里面记着也不坏，不然白走了这一遭。特别是几年后又一次开车去加油碰到她，两个人就在那边聊天，一切都成为过去，就讲自己的家庭怎样。
她后来命运不是很好，她的先生生意做得不好。她打电话跟我借钱，说她儿子在日本念书没钱，要我借给她。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啊。她竟然跟我讲，我欠你的钱等我退休时用保险金还你。我就用很脏的台湾话骂她，就像年轻的时候骂她一样。
后来就是这样，好几次帮她渡过难关。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人家知道我们的事啊，说：怎样，现在看到阿真，会不会心脏咚咚咚。我说不会啊，我现在看到她心想还好没和她结婚。
人家问为什么，你怎么这样讲。我说我这样辗转发现旁边睡了一只大象，我会觉得很可怕——她后来变得很胖。因为很熟悉，所以非常亲近，可以开这种玩笑。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
我一辈子没有拉过她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