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叫魂看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学者孔飞力透过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揭开清代中国官僚体制运作逻辑。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是一个记录完整的案例，也是资料保存最为完整的案例。这些宝贵的资料对于认识中国的官僚体制具有重要的价值。孔飞力在1984年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这样一个完整的案例。当然孔飞力在到中国查阅档案之前，已经学习了中文，能用中文写信件等。从孔飞力给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室主任的鞠德源（1934-2018）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孔飞力有一定的汉语写作能力，而且应该可以阅读历史档案。

        孔飞力一个美国的学者，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在清代的官僚体制的运作逻辑呢？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就必须有一批懂中国的学者为其提供政策建议。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研究中国的人才，孔飞力就是其中之一。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中心就是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就是威权专制主义，像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孔飞力也秉持这样的认知。中国建交以后，美国始终抱着引导中国民主转型的教师爷心态，因此，他们的研究主调就是对威权主义的批评和向民主转型的可能与方向。在分析《叫魂》之前，特意解释孔飞力的立场和目的，便于我们更为批判性地看待他和其作品。同时，也是提醒各位看官不能因为孔飞力的分析，而把清代的官僚体制一棍子打死。

孔飞力是如何分析叫魂案件呢？

他的分析逻辑是：案例描述——结构因素分析——制度的运作逻辑。

（1）案例描述：叫魂案的发生、发展以及官僚机制的应对。

（2）结构因素分析：

 叫魂妖术大恐慌为什么会出现在清乾隆年间？在什么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叫魂能够引发一场社会性的妖术大恐慌呢？

朝廷为什么对叫魂如何敏感呢，朝廷是如何判定叫魂为罪呢？

民间社会为什么会对叫魂产生巨大恐慌呢？

朝廷是如何启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应对这场大恐慌呢？各地官员是如何应对，又产生了什么政治、行政后果呢？最终这场妖术大恐慌究竟是如何被终结的呢？

（3）官僚制的运作逻辑

       在妖术大恐慌事件中，皇帝与官僚们的权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皇权与官僚权力在事件中的如何控制与反控制呢？常规监控下各自的行动策略是什么？叫魂这样危机事件下各方的行动策略是什么呢？各方对叫魂案件中的权力认知究竟如何呢？该如何评价这个体系呢？

谁应该为这场大恐慌负责？   

       评价一下，君主官僚制国家究竟该采取何种措施才是治理叫魂案的有效举措呢。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能够提供效率的行政体系建构，这种非人格化、规范程序主义的组织体制是最为理性的组织体系。那么清代的官僚制在这场叫魂案中是如何应对呢？如何评价他们的应对措施呢？

        朝廷中央对叫魂案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皇帝是最终的决定者，如果皇帝认知出现了错误，就会形成错误方案。叫魂案件在地方发生时，地方需要提供详细、真实的信息供朝廷做出决策。只要朝廷中央做出了合理的决策，才有可能准确的推行。朝廷对问题的判断是存在偏颇的，将叫魂与谋反案挂钩案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叫魂具有了政治罪。政策错了，就可能导致一场政治闹剧。乾隆应该承担决策责任，在中国社会中，官僚体系和民间社会是无法追究皇帝的责任的。所以案件的最终是不了了之。

         官僚体系在叫魂案上发挥了纠正皇帝错误的作用。地方官僚在实际管理中发现叫魂案并不是满汉冲突以及反叛案件，在执行中表现为“运而不做”。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屈打成招的情况，至少地方上通过不作为、程序化拖延等表达对皇权的对抗。这样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地方官僚无推进被朝廷认为执行不力，引发朝廷对部分官僚的政治清理。

       对体制的评价

        透过孔飞力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有其虚弱面，皇帝的专制权力与官僚权力存在对抗，尽管两者是共存的。官僚权力反噬专制权力，在明末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清代统治者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并不意味着皇权是绝对的，官僚权力本身也可以对抗皇权。

        官僚权力制约皇帝的专制权力。清代官僚体制是传统中国朝代更迭中逐步完善的结果。传统中国的官僚体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早熟的”，因为它是在小农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政权体制。官僚权力依托于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皇权的执行体系，同时对皇权具有反控制的作用。常规官僚体制的运作一旦程序化和规范化，制约皇帝意志的快速实现。

          皇权通过运动式治理削弱官僚权力，加强集权。运动式治理是在皇帝认为难以运用常规手段控制官僚体系运作时，加强君主集权的一种超常规的治理方式。这种超越常规的治理方式突破了官僚体系规范运作，被当下的研究者称为“运动式治理”。运动式治理能够在短时间内以突破程序和规范的方式快速处理问题，但其中包含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若作为常态化的手段就会打破整个政权体系的规范化运作。孔飞力从叫魂案中看到了乾隆是如何通过运动式治理强化被削弱的君权，乾隆运用超越常规的手段，通过整饬属下、官场的规范、强化个人关系等手段加强君主集权。

         皇帝在运动式治理上使用不当，就会削弱皇权统治的社会基础。运动式治理依托事件而产生的结果是导致了叫魂案件的扩大化，叫魂案件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民众可以利用叫魂打击报复其他人。不论是朝廷、地方政府还是社会都陷入到了叫魂引发的妖术大恐慌中。这场民间妖术大恐慌最终以官僚的强袭、皇帝的妥协而结束，其中 没有任何赢家。孔飞力通过叫魂案件的分析告诉读者帝制下的威权专制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利的。

     反思孔飞力

        我们不能因为孔飞力的批评而彻底否定清代的统治。清朝统治者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经济、社会建设都起到奠基作用。这需要我们将清代置于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史中，置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分析和研究。孔飞力站在欧美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上看清代的统治，从长历史的维度看，孔飞力的评价未必就是绝对正确的。

       从清代延续到现代，中国政体沿袭了 中央集权体制。从当下中国取得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成就看，中央集权体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在持自由 民主为普世价值的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央集权体制是威权专制，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建设的；国内也有不少学者认同这一看法。然而，在现今自由民主的肥皂泡被戳破时，在民主的灯塔不再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明灯时，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已经与国家的整合、社会的秩序、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深度地嵌套在一起，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