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因反对明成祖朱棣杀侄篡位，被明成祖诛杀十族，至于为啥非要铲除方氏的族，并连同思想，明末倪元璐曾说：“盖以甚重其文章之故。”重其文，则畏其言，畏其言，则必消灭其思想而后已。他的话讲透了明成祖的心理，而对于方孝孺，大部分人觉得他学问好，骨头硬，无论是黄梨洲还是张廷玉，都“以一列而抹云先生一生苦心”，无一提到他的政治思想。
沈刚伯先生的《方孝孺的政治学说》，专门用以分析方孝孺的政治观点，数万字，洋洋洒洒，读着畅快。
先说三件与方氏有关的事，这是与他政治思想密切相关的，也便于对他的学说做深刻的了解。
一是方氏所遭逢的时代。没有一个人，他的思想和政治观点会脱离他所处的时代。方氏生长的时代，兵祸、战乱、暴力、苛政，他天天看见兵匪横行，生民涂炭。沈先生说“一个生在太平盛世的学者坐而论道，和一个生适百罹的思想家备受荼毒，所发抒的政治理论绝不会一样，而方氏却正是属于后一类型的学人。”
二是方氏研究学问的目的。从方氏的文章中，可以知道他研讨政治的目的是在认清当时人民的急需，针对现实政治的弊端，来筹划出一种安邦利民之计。
三是方氏治古学的态度。他从疑古入手，以期求得最后的真理，疑古，且细加考证，在当时是何等大胆。
在了解了方氏所受的时代影响和他的治学方法后，沈先生进一步谈方氏的政治学说。可以分成三个重点，一是君主政体，包括君职，君量，君术。二是均田，认为要使贫富均，莫若行“井田”。他所实行的“井田”，并不盲目地复古，而要使耕者各有其田，而且多寡相差不太远而已。
方氏的第三个重点是地方自治。他著《宗仪》九篇，专门来组织地方自治。沈先生举了《睦族》《广睦》《务学》《体仁》四篇来加以说明。
方孝孺是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组织，自政体大法以至教育经济，合成一整套办法的，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文章“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这也是明成祖害怕的原因。
现代社会凡事讲效率，越快越好，沈先生偏偏写了一篇《缓》的文章，他说缓，不是偷懒怕难，一味拖延，乃是对于一件事，切顾现实，按步就班地从基本做起，绝不躐等，绝不潦草，还要时时用试验方法，一面做，一面精密地考察它的影响，检讨理论同办法的得失以便随时修正。
在小于个人的成败，在大于天下的治乱，都在忙缓二字上见分晓，这理由至少有三种。沈先生说，一是无论治学治事俱须从基本工作做起，工夫差一分，火候便欠一人。往往因为忙来不及顾到细微末节而误大事的常有。二是规模大的事业同范围广的学说——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会产生副作用，唯有缓进之一法才能随时发现流弊，加以补救。三，在今日谈学问非集体研究不能有大成就，谈政治，非集思广益不能实现民治，而这些都不是急性子人独行其是可以赶忙做好的。
文章写于1952年，这两天正在看《功勋》中于敏的那一部分，再读这文章，深以为然。
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没有将来，或者说自己的将来就是考虑如何老去，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而青年人将来，却有无限的可能，有无穷的前途，也有无限的责任。沈先生写了《怎样为自己准备将来》，这无疑是一篇给青年人看的、教导青年如何做一个优秀的人的文章。
怎么准备将来？引出的两个问题是准确将来做什么，二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共同目的也不一样，如何做统一的准备？
先生的回答是：一切青年都自然而然地有一共同目的，那便是做人——做个有智慧的人。
那么该怎么准备呢？那就是“努力学问”，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或者再简单点，就是“好好读书”。而先生说，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尽量从各种社会、人文科学中，追求做人的知识。儒家提倡第一步是“博学”“审问”，第二步是“惯思”“明辨”，最后才是“笃行”。书读多了，见识广了，才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才有执行力。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不是聪明与不聪明的差别，而是智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