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有几本发黄的旧书，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人眼中关于中国人的书。其中有美国传教士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和明恩溥（Arthur Smith）分别写的《真正的中国佬》和《中国人的特性》；也有清政府驻法国使馆参赞陈季同的法文中译本《吾国》和《中国人的快乐》；当然也少不了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的《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除了陈季同是以清政府对外宣传的角度介绍中国和中国人的，其他西方传教士的手记，正如在西方可以看到的许多此类书籍一样，大都是用殖民者高人一等的猎奇眼光来看待所有一切的。

他们笔下的中国人，和今天的我们对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人的了解，其实是有些相似的。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趋同性来看，现代人回望历史的目光，在某些方面也会趋同。不同的是，我们看清末人，有前面五千年的文化铺垫，也有血脉中静默无语的相承性，内心的辨识性较高。传教士看清末人，和他们踏入非洲大地看土著人一般，是异族的新奇，是茶会上的津津乐道。。

这些书，初看觉得视角新鲜，你会与那些传教士一样，对许多本族熟悉的场景和心态感到会心的好笑，有种重新被认知的好奇。但是再看下去，就会慢慢产生疏离和陌生的感觉。因为我们自身有评判权，所以就会有怀疑和否定。因而这些书，我都没有卒读。多年以后，也没有重读的愿望。

然而，在我的Kindle里，却有一本很久以前买下的书，也是关于西方人看中国的。这本书让我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那就是毛姆于1920年，穿越中国大地旅行，写下的50篇游记，书名为《在中国屏风上》。

一切都归功于毛姆那支让人欲罢不能的笔。

写小说的作家，这支笔也许非传教士们可比。在毛姆的文字魔力下，中国的屏风徐徐展开，第一炉香焚起，陈年的酒温上，一些关于中国的故事，逐一登场。一位中国女子身着优质绸缎制成的鲜艳衣裳，乌黑的头发上簪了一块翠玉，在屏风前坐下，将纤细的脚尖藏入椅下。也许还有一位英伦的女子在旁，满是抱怨和无奈的神色，局促地摆弄着手里与她毫不相配的中国团扇。而毛姆，擎起雪茄，侧目望进屏风深处，开始了他的讲述，眼中满是狡黠和怀疑。

下面，我打算选取书中的几篇，试着用简短的文字记录一下重读的感觉：

《暮启》

开首就描摹了一幅旧中国颓败的景象，和我们看到的许多那个年代的老照片一模一样。茅草房一直延伸到城门口，一支载重的驼队缓缓走过，聚在城门口穿着破旧蓝褂子的闲人，拿土块砸瘸腿狗的孩子们，身着提花丝织黑色夹袄在路边遛鸟的老爷。毛姆在描写街景时，出现了一句：

许多店铺有着红色或金色的木格，精雕细琢，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衰败的光华，让你恍然觉得在那些幽暗的格档里，还陈列着各式各样东方的奇珍异宝。

当年许多西方人来到东方时，瞪着的就是这么一双眼睛。曾经辉煌的土地，后人走过，看到的只能是衰败的光华。

《雨》

雨中行走在泥泞的中国乡道上，前方是潮湿肮脏的客栈。在此境地，他头脑里却想起如何在伦敦度过一个雨日。整个上午喝着咖啡看全版的泰晤士报，下午去佳得士拍卖行，然后去文学俱乐部玩一局牌，夜里吻别孩子，赶去看首场演出。回到现实的结尾是，几个苦力在雨中迎面走来。

背着的大棉花包压得他们身子略微前倾，单薄而破旧的蓝褂子被雨浇得紧贴在身上。路上的碎石滑溜溜的，你吃力而又小心地在泥泞中走着。

《餐厅》

欧美对茶叶的口味从中国茶转为锡兰茶后，原先因茶叶贸易而繁荣的港口逐渐荒废。曾经热闹非凡的商行，逐渐衰败。

在我坐着的这个房间里，我似乎阅读过去的历史和我在等的这个人的历史。

《领事》

一个伦敦女子，跟着她在伦敦大学留学的中国丈夫回到中国，见到了破旧的中国住家，和丈夫家里已有的妻子，还被嘱咐要完全听命于婆婆。这个伦敦女子，对中国人毫无了解，跑去向领事诉苦，被领事责备，而她却不愿回英国。领事问她为什么要和这个中国男人在一起。

她迟疑了一会，眼里闪着一种稀奇古怪的神情，回答说：

“他额头上长着头发的那个样子我没法不喜欢。”

《江中号子》

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

从未有过一个西方人像毛姆这样能准确而深入骨髓写出描写长江纤夫的句子。这样的句子也许在沈从文的文字里能读到。毛姆作为作家的感受力相当非凡，对文字的驾驭极为精准。

《海市蜃楼》

一个为英美烟草公司做事的美国人，在蒙古和中国边境上设点办公，常常要跋涉数百里远去蒙古，荒凉的山地有成群不安分的贩夫走卒。回到住所的他，必定会蜷缩在卧室，点着昏暗的油灯，用煤油炉取暖，满屋子堆放着过期的美国杂志。圣诞的时候，他从杂志圣诞专刊上剪下石印油画，镶入镜框，挂在墙上。窗外是北风呼号。

蒙古骆驼的商队川流不息，长龙般的牛车从亚洲遥远的地方拉来兽皮，沿着拥挤的街道轰隆隆地驶过。

《民主精神》

 一个官员在乡村的小客栈里，因为没有得到最好的房间而大发脾气，过后在店主低声下气的安抚中平静下来，在充分赢得面子后，官员欣然屈尊退让。而后，毛姆发现，官员饭后坐在客栈前院的小桌边，和衣衫破旧的苦力一同愉快聊天，没有任何障碍，苦力们也和官员平起平坐。最后毛姆断定，是当时中国乡间无处不在的臭味，以及缺乏卫生洗涤的条件和设备，以至无论贫富贵贱，人人身上都带有臭味，所以就在臭味中达到平等和民主。最后毛姆抛出黑色幽默的断言，是西方社会卫生设备的进步，导致人有香臭之分，最终扼杀了平等和民主。

我敢说，也许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卫生设备的发明破坏了人的平等观念，它比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更能引起阶级仇恨。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设想：当第一个人拉下抽水马桶的把手，他其实已不自觉地敲响了民主精神的丧钟。

《哲学家》

毛姆跋山涉水，几乎穿过整个中国，来到重庆。他要去见一下辜鸿铭，多半是出于好奇。毛姆对这次会面的描写，非常生动，居然有相互戏耍的成分。辜鸿铭衣衫老式简朴，双手纤小干瘪得像爪子，侃侃而谈，故意睥睨英国哲学家，议论尖刻，不时表现出在当时落后的中国环境下激发出来的对历史文明的自傲。辜鸿铭的激昂，在毛姆笔下略显可笑，而毛姆又不失善意。最后一幕，辜鸿铭拉住毛姆的手不忍告别，誊写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给他。毛姆看他书写时，脑子里浮现出辜鸿铭流连花街柳巷的轶闻。这首诗辜鸿铭当面不肯翻译，毛姆回国找了汉学家翻译，受惊不小。

辜鸿铭送他的原来是首情诗：“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读到这里，任何人都会笑不可支了。我们至今无法理解为何辜鸿铭将一首在烟花巷里塞给粉头的情诗，赠送给毛姆。

为此，我特意去找来了辜鸿铭的像看看。令人惊奇的是，看他这款相貌和眉眼，若将瓜皮帽换成英式礼帽，马褂换成西服，俨然就是一位可以擎起雪茄的英国绅士。似乎就是另外一个毛姆，走进了中国的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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