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 所谓成也康熙，败也雍正是也。
笔记
洋人传教士凭什么能接触到康熙，有什么资格在朝廷上参劾奏议？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第一章提到的传教士在八旗里的归属问题。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四川被豪格大军擒获以后，成为正蓝旗下的奴隶，后来他们的奴籍挂到了正蓝旗旗主豪格那里，豪格成为他们的主子。豪格回京被抓冤死狱中以后，二人的奴隶身份又转到正蓝旗汉军都统佟图赖那里。佟图赖善待两位神父，把二人当成包衣奴才，让他们吃住在自己家有一年半时间。也是在这段时间，二人跟同图赖的两个儿子佟国维、佟国纲（康熙的两个舅舅）有了很密切的关系。总结而言，以满人的政治派系来说，二人是正蓝旗佟家门下包衣奴才，而佟家又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作为康熙母亲娘家外戚包衣奴才的这一特殊身份，是传教士得到康熙以及周围人信任的基础，也是他们参与到康熙朝廷纷争的基础。
康熙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早就明白西方国家交流中的平等观念。但大臣坚持既定的传统规矩，他作为皇帝也不能干预。皇帝和大臣在朝廷制度下是互相制约与平衡的关系，大臣按照皇帝制定或说认定的规章制度办事，那么皇帝就必须要尊重大臣按章行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称明朝皇帝是体制运作中的一个部件（instrument）。就是这个意思。清朝皇帝在继承明代的朝廷制度以后，也经常感到制度对他们个人权利的限制，而康熙和后来的雍正面对这种限制，想到的办法不是改革朝廷制度来加强皇权，而是绕开朝廷制度来私下办理。这是本书后面会涉及的内容。比如康熙后来接待一些外国使团，就直接绕开礼部和理藩院这些朝廷部门，而安排他的内务府来承办，以此来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大部分传教士入华后，都被中国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和文化所吸引，一生都没有再回过欧洲，并安葬在了中国。后来在乾隆朝出名的画家郎世宁，其实也是康熙朝入华的。康熙朝传教士愿意入华，跟传教士在华的地位分不开。他们是内务府的人，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他们也能得到各种照顾。这些客观条件，不仅方便了他们传教，也促使这些传教士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介绍回欧洲。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中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意味着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点。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的平等交流。
康熙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中国礼仪之争是罗马教会内部的争论。大清内部民族、宗教林立，康熙当然知道各种宗教内部的教义和规矩与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冲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有教规、戒律与儒家传统准则相违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在教皇的思维中，信仰是一个双向选择，信徒如果愿意尊重儒家规则，那么他可以选择不信天主教。反过来，如果他们选择了相信天主教，就应该遵守天主教的教规。这一点是教皇给康熙写的信中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教皇反问“我们听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你们并不要求什么，也不过问他们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习俗”，潜台词就是，您何必为难我们呢？这些道理康熙其实都明白，他参与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并不是要坚持什么理论，而只是为了支持耶稣会神父，因为他们是他内务府的人，相当于自己的包衣奴才。按照满人传统，主子维护奴才是不讲道理的。
雍正信佛决定了他如何看待传教士及他们的用处。雍正和康熙不一样，他对传教士讲的数学、天文等欧洲学术都没有兴趣，因而在他眼里，传教师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一点是他和康熙在看待传教士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在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段中，康熙对西学的兴趣和雍正对佛教的修行也都是横跨古今、独一无二的个案。恰好传教士和西学相关的历史都和这两位皇帝的个人喜好紧密相连。1722年秋，康熙已经出去打过一次猎了，回到北京后六十八岁的他竟还意犹未尽。当他再次离开北京去打猎的时候，身体状况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可惜出去不久，他就感染风寒，很快去世了。康熙在病床上匆匆开始了传位，皇四子也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登基了。几个月后，皇三子被发配去给康熙守陵墓，他负责的西学事业也随之停止。又过了几个月，传教士的教也被禁了，这在影响天主教入华的同时也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当时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是靠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亲自带到中国的。他们人不再来，西学传播的渠道也随之减少。对于中国来说，这就使得中国错过了西方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纪。在谈论近代西方科学革命时，很多人都喜欢上追希腊罗马。但实际上希腊罗马后一千多年，欧洲科学并没有什么大发展。欧洲科学革命中最关键的反而是从阿拉伯传到欧洲的代数，以及在代数上发展出的微积分这两个实用的数学工具。牛顿就是使用这两个工具来解释现实世界的第一人，开启了18世纪欧洲科学的井喷式发展。可惜在代数就快要进入中国时，持续了大约一百年的西学东传，随着康熙的驾崩和雍正的登台而逐渐停止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是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没有为难皇三子，是不是西学引进还能持续，从而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我们无从知道答案。但可以知道的是，西学没能继续传播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传统士人不接受西学的问题。毕竟从万历年间算起，中西互通在明清之际切切实实的走过了一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