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开始写于2025年春天。此时，《你知道我多么爱大海》在30年的创作和修改后，基本定稿。本文是小说所有感情的来源。
1985年暑假，我虚岁14岁。因为评上黄浦区三好学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青岛夏令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远行，命运仿佛从此安排好了我的一切。
母亲工作的外滩大楼里有很多市级机关，这些机关有很多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军人，海陆空军都有。印象中，七楼最多，几乎个个都帅气威武。
我从小就喜欢到大楼里玩，特别喜欢摆弄七楼的大会议室里的一架钢琴，可惜并没有乐器的天赋。到了初中，那里逐渐对我失去了吸引，我只在寒暑假前的考试日子去几天大楼。学校离大楼很近，考试前，我会在七楼的走廊里拿着书本复习功课，中午顺便在机关食堂吃个午饭。
1986年到1988年这三年里，我有很多次撞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瞳孔深处：有时候电梯门一开，他在里面，我在外面，或者反过来；有的时候是在楼梯拐角处，两个人交汇的时候；有时候是七楼的传达室门一开，我就撞进他的眼睛里。记得有过在寒冷的冬天里，掀开传达室的门帘，就迎头撞进了他像琥珀色的瞳孔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是从眼神相撞开始的，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我看到了画家调色板上没有的色彩，明亮剔透。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一种朦胧的好感，也许是单向的，也许双向的。直到三十年后，我终于意识到，这金色的光芒，穿越的不光是万水千山，更像是前世，上奈何桥喝孟婆汤前的约定——这世要用它来唤醒彼此。
他，四十出头，中等身材，腰板笔直，短发，脸色黝黑，和我以前认识的上海人迥然不同——就是一个乡下人的样子。后来知道，他祖籍江苏，在青岛当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海军工程兵，转业到了上海。这个年代，上海的外地人并不多，我做个比喻，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一个外地人，已经是很新奇的事情了。
我一直在回忆和他第一次相遇的场景：应该是我排在几个人的后面等电梯，突然，电梯门一开，一道充满能量的光芒越过了前面几个人，照进了我的身体。我注意到他：端正、威武，我还想说他纯朴，但竟然看到他下身穿了一条稍显紧身的牛仔裤，和他的气质完全不符，我有些讨厌。于是，我对他的好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瞬间消失。
再见过他穿牛仔裤大约也只有一二次，每一次我都不舒服。后来，他穿回了海军去掉领章的呢制服，我方才确认，他曾是一个海军军官。从小接触的连环画中，最多的是陆军，海军的篇幅很少，所以我一直觉得陆军的制服最好看。
我听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儿子以后也有这样的个子就好了。” 他看着我，对他的同事说。我的身高一米八二，肩膀宽阔，人高马大。
有一次，我在七楼传达室的一块小黑板上写下：“苏珊娜”。这是一首美国民歌的名字，歌词有几句：“我来自阿拉巴马，带着我心爱的五弦琴，我要到路易斯安那寻找我的爱人，哦，苏珊娜，别为我哭泣。”他走过看到，竟然哼着《苏三起解》地走了过去。我的眼神一直跟着他的背影，觉得他十分有趣。他应该是感觉到我一直在盯着他看，是的，我是在看他，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不会有任何交集。
1989年至1990年，不知道因什么原因，每一次见到他，他都低下眼帘不看我，表情痛苦。他的样子很刻意，毫不掩饰。我已经十八岁了，我大致能够猜出这种表情的意思。
1991年，我虚岁20岁，青春的火焰开始在我胸中燃烧，我渴望去认识一个人，但不知道能找谁。寒假中，小年夜的前两天，我带父母支内、回沪读书的同学去延安东路的自然博物馆玩。好像走到昆虫馆，也许是大猩猩馆，我突然想到，他低下眼帘不看我，应该是对我有好感，应该是喜欢我的表示。那样，我能不能去认识他呢？但上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几个月之前的暑假，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看到我就低下眼帘，如果不那样，我就不用去认识他了。于是，我计划次日去一次大楼，确认一下。
第二日，我到达大楼，已经是午饭时间。食堂在九楼，机关食堂的菜既朴素又好吃。食堂的人很多，我鬼使神差地坐在了他下属的小车班一桌。我发誓，那真不是我刻意选择的。
几分钟之后，他穿着一身好看的、去掉领章的海军蓝呢制服走到了桌边，腰板笔直，铿锵有力地向下属布置工作。这一次，他的军人气质第一次在我面前显露无疑。他依旧是略带痛苦地低垂着眼帘，刻意不抬看我，又像是故意做给我看的。我大胆地抬眼看他，他表情严肃，而我心里有点想笑，心想：这个乡下人想要干嘛。实际上，后面我只有流不尽的泪水了。
吃好午饭，我迅速离开了大楼，去了福州路的外文书店。我特别喜欢外文书店的贺年卡。我精心挑选了一张，酝酿了很久想要说的话，写下了来：“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我想认识你。” 三十四年过去了，不知道他是否还保留着这张卡片。
次日，我在午饭前到了大楼。我手里拿着套在白色信封中的贺年卡片，但我没有想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么交给他。青春的冲动让我想：看一步算一步吧。
临近春节，本来人就少，现在走廊上几乎没有什么人。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没有去食堂。我一直坐在七楼的传达室，这是他从办公室去食堂的必经之路。
我直觉他应该在，过了一会，他果然出现了。还是低着眼帘，表情痛苦地从我面前走过。大约一顿饭的时间，他又同样的表情，从我面前走回来，回去了办公室。
整个过程，并没有好的机会能大方自然地将贺年卡交到他的手中。我思考了两分钟，不想就这样不了了之，我盘算是不是应该找进去，找到他办公室，把贺年卡交到他手中。
我正在想着，他突然就走了出来。竟然没有低下眼帘，而是看着我，坐在了传达室的另外一个座位，和我面对面。我的大脑空白了五秒钟。
没有任何铺垫，我就把贺年卡递给了他，说这个给你。他嘴角动了动，确认了一下说：“给我的？”我说是的，他接了过去。我突然感觉这个人很凶，说话口气很硬，不是我想象中的，会对我很柔和。我搞不懂，他一直低着眼帘，是怎样感觉到我在等他的。这是一个谜，但我这辈子不打算去解开了。
我们正式认识的时间是在1991年除夕前一天中午，上海人习惯把除夕叫做“大年夜”，把这一天叫做“小年夜”。
我们说了几句话，他就拿着贺年卡离开了，然后我也离开了。当时我想，他为什么不和我多说几句，不开心。我应该没有坐电梯下七楼，而是走楼梯，蹦蹦跳跳地下楼的。那个下午，是我这一生中最开心最轻松的时刻，从此之后，仿佛承接了他之前低下眼帘，不看我时痛苦，痛苦和欢乐在我的人生开始交替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