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王阳明阐述了“性一”发用的各种形式，与前文其思想一致。然而，我们可以尝试思考，这种“发用”真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天然满足于各种情况么？
039原文: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陆澄问“本体”与“己发”的关系，此处王阳明的回答在前文中也有所体现。所谓修养，本体只是“性一”，一种单纯质朴的状态，而人们的发用流行让其呈现出不同场景下的不同状态。最生活化的表现为对父母表现为孝顺，对君王表现为忠诚，对子女表现为爱护。更抽象一些，在身体上体现为心态、心情和心理活动；在人的层面上体现为人性和本性；在事件和社会中体现为命运和趋势；在更抽象的天理层面体现为天帝的主宰能力。
从内容上看，在人、身、事（心发）的层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三者具有一致性。人的品性、临事时的心态与其做事方式方法，显然是相关的。善良软弱的人，与勇猛暴躁的人，在品性、心态和方法上当然会非常不同。在“流行”阶段，也就是社会层面上，这个“性一”也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变化趋势和个人在社会中的流行运数。如尚武的社会中，善良软弱之人可能不受重视。
1 然而，到了“形体谓之天，主宰谓之帝”的阶段人们就难以从字面上准确把握其中意思了。前面我们分析过，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伪装为知识的浪漫主义抒情表达。但这里可以继续补充讨论。使用“天、帝”这样的描述，其实直接切断了后面“命、性、心、忠孝”的多样化可能。我们可以说软弱与蛮横之人的命运、心性、心态、做事风格各有不同，但却不能说他们的“天、帝”有所不同。
因此，这里“天人合一”的设定，其实是通过|“天”的唯一性来限定最善人性这个“性一”的唯一性。换句话说，好人总是类似的，不是碰巧他们类似，而是他们与“天理”的品格类似。因此，所谓的修养用功，要关注的也只有“性一”这一件事，做好这一件事，便可以应用无穷。
2 从模型上来说，“性一”决定了“发用”。但是王阳明在谈及真实修养的时候，却强调一定要在做事和实践中，也就是“发用”之中练习。“性一”决定“发用”，正似天理决定人伦。然而这种决定式的关系在实际中并不能成立。就不谈修养“性一”的方法，单谈“发用”层面，这种不可决定性就能够显示。
对父为子，对子为父，对君为臣，看似整整齐齐毫无争议。但如果所面对的身份有所杂糅，是否一切关系还那么安然呢？皇子对于皇帝，既面对君王又面对父亲，应该是如何关系呢？再如皇叔面对皇上，长辈之礼与君臣之别的平衡又怎么维持？再如，父子关系能不能叠加朋友关系？父亲为祸又如何处置？恻隐之心与是非之心冲突，杀一人救百人又是否能做？
伦理学始终会在乎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道德悖论，这都是“发用”的层面，但显然不是一个“性一”的培养就能全部解决的。或者说，在这种问题上即使大贤给出了标准答案，人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遵守。这样的矛盾，正是前面提到的“举例太简单”的论证问题造成的。言道德必称忠孝，仿佛人与人之间不外乎七八种关系。如果真的如此清楚明白，那修养之路自然也光明顺直，但事实并非如此。
3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王阳明在前文已经给出过解决方法。即不将“性一”与“唯一天理”挂钩，而是用“内心通透”解释“性一”。只要人能过得无怨无悔，“自心体当”，一以贯之，自然会给出上述难题的自己解答，并且遵守。只是，这种“反求诸己”带来的多样性，与“天人合一”强调的单一性确实有冲突。这也是其理论中的矛盾。
总结为，性一如果本自天，又决定发用，在实际中就因为简化了太多具体难题而显得没有说服力。因此，根据王阳明其他处的说法，应将“发用”与“性一”认作相辅相成的两面功夫，或是用“反求诸己”的“性一”切断天人关系，只保留人与事之间“以简驭繁”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