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前482年，己未年，周敬王38年，鲁哀公13年，吴王夫差14年，越王勾践15年，孔子69岁。

这一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次会盟和一次大战，一个刚刚登上巅峰的霸主迅速跌落神坛。不过这两件事的起因却得追溯到一年前一个叫子贡的人的一次旅行。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孔子的学生，号称中国儒商之祖，民间甚至有人将他当财神供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据说就从他那里传下来的。

不过公元前483年，他的老师孔子却忧心忡忡地派他出使齐国，目的是为了救孔子的祖国——鲁国。

原来这一年，齐的国相之一——田常要带兵去打鲁国。

田常这个名字是《史记》的记载，而在另一本历史书《越绝书》中记录的那个带兵打鲁国的人叫“陈成恒”，这两个名字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是同一个人。

田常的祖先出自陈国，姓陈，后来陈国发生内乱，他的祖先陈完逃到了齐国，改姓为“田”（陈氏确实“完”了）。《越绝书》之所以不写田常而写陈成恒，估计是因为作者喜欢掉书袋，小小地凡尔赛式的炫耀一回吧。

田氏传到田常父亲田乞的时候，已经是齐国顶级高门了，因为迎立齐悼公于是当上了相国，历史书上说他“专齐政”。

齐悼公在田乞死后没多久就被大臣鲍牧所杀，另立了一个齐简公。

这时田常已经顶替了他老爸的爵位，但还没有父亲的威望，所以只得和一个叫监止的大臣分任左右相。和监止相比，齐简公似乎更宠信监止，把他则晾在一边。

相信这个时候，田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苦闷的，堂堂的总理，但是上边的领导不信任，旁边的同僚又不合作，下面的部属还不从命，自己一个空降兵，没资历没实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怎么办？

田常想出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田家老祖宗干过的，叫做“大斗借出，小斗收入”。

借给百姓稻米钱粮的时候用的的是大斗放贷，老百姓还的时候却用小斗来收，比如说百姓要借米，行啊，我拿大斗量给你一斗一升的米，还的时候却用小斗收九升米，这样一来，老百姓能不感恩戴德、交口称赞吗？这样一来，全国的舆情立马一边倒地倒向田常。

第二个办法，就是说外国势力要侵略，于是自告奋勇去打仗，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威望。

田常环顾了一周，觉得鲁国是个软柿子，准备伐鲁。

二、

这可急坏了孔丘先生。

毕竟鲁国是孔夫子的祖国，于是就派“利口巧辞”的子贡去当说客。

子贡胸有成竹地去见田常，因为他知道田常心中最想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

鲁国的土地吗？——不是！

荣耀和功劳吗？——不是！

那是什么？

你听子贡对田常说的话呀：

“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

一句话就说到了田常的心坎深处。

田常要的其实是权力，而且是独掌大权。

鲁国确实是只软柿子，打赢了很正常，百姓只会说这是齐王及其宠臣们英明决策的功劳，和田常没有半毛钱关系；打不赢则坍台面，所有人都会说这是田常无能。就像如今熊大打熊二一样，本以为闪电战一个星期就能搞定，现在反而困在一片蓝黄泥沼中了。普大帝进退维谷，丢了面子、衬子、里子、票子和弹子。

相反，如果找个硬茬——比如说吴国，那就不同了，战争一定旷日持久，伤亡一档惨不忍睹，于是乎国力憔悴、民怨沸腾，打胜了是田常的不世之功，打输了则是齐王决策失误。到了那个时候，输赢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田常既可以掌握军队，又可以借机排除朝堂上的政敌。这就像历史上很多国家一样，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而发动对外战争，其实战争的胜负无所谓，关键是国内的政权暂时稳固了。

于是田常欣然说：“善”。

不过，老练的田常很快又提出了一个实际操作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要去打鲁国，有什么办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调转枪头去打吴国呢？”

子贡胸有成竹地说：“有我呢！我让吴国自己派兵来打你。”

于是，子贡又跑了一趟吴国。

三、

吴王夫差那年四十四岁，正在为岁月的蹉跎而烦恼，他在烟雨中的江南向北眺望，希望能一眼万里，望见洛邑的朝阳。

“人生苦短，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王霸的大业，真不甘心啊！”

就在上一年，他做了两件事情让他得意至今。

第一件事情，他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南)联合鲁国打败了齐国。这一战是春秋时期规模较大、较彻底的围歼战，双方各自投入的兵力都有十万之众（号称，可能有水分），夫差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亲自带领预备队（《左传》称“王卒”）杀入战场，完成了对齐军的分割包围，一举扭转战局，打败齐师，斩首三千。

第二件事，是他杀掉了一直在他耳边“嗡嗡嗡”的伍子胥。

这一年，子贡虚岁40，刚刚攀上不惑的门槛，也许他也怀有建功立业的理想，所以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姑苏城的时候，他又一句话说中了夫差的心思：

“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

而且可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对于“始终仍是少年”的夫差来说，没有比建功立业更能打动他的了。就像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一样，刚刚把老对手法国打趴下，把英国佬赶过海峡去，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于是马不停蹄地挥师东进，打算在莫斯科红场过个年，结果陷入了全世界人民的战争汪洋中，最后惨遭失败。

但是，伍子胥关于越国的谶言始终是夫差过不去的坎。或许，先伐越再征齐才是最优选项？

子贡看出了夫差的犹豫，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胸脯，对夫差说：“有我呢！我让越国自己派兵来帮你。”

夫差不仅是个少年，还是个贵族，他始终秉承着一股来自古老祖先的传统，这股贵族气，源自商周，中有宋襄而没于项羽。

商朝和周朝建立之后，掌权的政府并没有对前朝赶尽杀绝，而是始终位列诸侯，即便发生了武庚叛乱，周天子仍然秉承不绝人祀的贵族礼仪，继续以诸侯对待夏商之族。春秋时期的宋国就是商朝的后代，而杞人忧天的杞国则是夏朝的苗裔。

也正是这份仁义，才造就了宋襄公以匡扶周室为己任，组织联军对抗觊觎公器的楚国，出于贵族讲求公平的道义，允许楚国军队渡河列阵而后战，虽然战败了，其实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笑柄，真正使宋襄公沦为笑柄的，正是发生在无赖当天子之后的汉代。

说来也巧，中国贵族气质的最终章就是项羽自刎乌江，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所以他会在道义和利益之间选择道义，杀掉上司宋义破釜沉舟；也会在鸿门宴上辜负亚父的“好意”，留下了刘邦的一条命；更会放弃东渡复仇的机会，为的只是一腔浩然的荣誉。

他们成为笑柄，是以兵家、法家为代表的利益优先原则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以后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从李清照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只读到了悲壮，却没读出悲哀。

贵族气的丧失，或许是中国文化传承中最痛惜的。

文 | 云间大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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