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生平，是被一件蓝大褂裹住的。
那件蓝色大褂是粗布染就，颜色深一块浅一块，像是被日子反复搓洗后留下的疤痕。她晨起即穿上，系上最后一粒扣子，便成了商店柜台后的一件摆设。蓝大褂的袖子总卷到肘部，露出嶙峋的手腕，那双手在油盐酱醋间穿梭，已然粗糙得能刮破夏日的风。
父亲是讲究人。母亲将他每一件衬衫熨得棱角分明，挂于窗前，像是展览某种她永远无法期盼的人生。我见过她如何伺候那些布料：蒸汽氤氲中，她抿着唇，用那被热水泡得发红起皱的手指，将每一道折痕驯服得俯首帖耳。她倾注的仿佛是心血，而非仅仅是清水。
而他穿着这些挺括的衣裳，人模狗样地出了门，却将体面都留给了外人。家里的不如意，皆化作对她言辞的尖刃与手掌的狂风。我那时虽小，却已经学会张开双臂，小小的身体挡在母亲身前。父亲的身影如大山压来，而我这片薄土竟也一次次倔强地拱起，企图护住身后那株瑟瑟的草。
背叛来得悄无声息，却又臭不可闻。是一个女人打到家里的电话，是父亲衣领上陌生的香水味，是邻居闪烁其词的怜悯目光。母亲那般沉默的人，竟也曾在深夜的厨房里，握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和一句肉麻的情话。她对着那张纸，一动不动，侧影在昏灯下薄得像一张纸。我冲过去想夺，她却先一步将它扔进了煤炉，火舌一舔，那点肮脏的秘密便成了灰。她抬头看我，眼里没有泪，只是一种很深、很空的疲倦，她说：“没事，你去睡”。
怎会没事？风暴自此常驻家门。他愈发肆无忌惮，摔碗砸盆，骂声能将屋顶的瓦片掀翻。他穿着她熨得最平整的那件灰衬衣，去会别的女人。归来后，那衬衣皱了，沾了酒气，他便将这身皱褶与浑浊脾气，一同摔打在她身上。她开始咳嗽，起初很轻，后来那声音像是要从她单薄的胸膛里掏出些什么来，夜夜不息。
她是不哭的。至少是从不叫我看见。只有一次，我半夜醒来，见厨房有微光。母亲坐在小凳上，对着烧尽的煤炉发呆，蓝大褂松垮地套在身上，她瘦得几乎要将那件工作服撑成一个空洞。手里捏着什么东西，借着月光我才看清——是张小小的、模糊的照片，上面有个穿花布裙的姑娘，笑得晃眼。她很快察觉了我，照片倏地被塞进衣兜，她起身，咳了几声，只说一句：“灶上温着水，洗洗脚睡得好。” 我恨！恨那座“黑山”的负心与残忍，恨他将一个曾经眼中有光的女人，磋磨到只剩下一张枯槁的皮囊，和一件空荡荡的蓝大褂。我搂住她嶙峋的肩头，能摸到的全是骨头，它们在我掌心下轻微地颤抖着。
她是在做饭时倒下的。那口巨大的饭锅曾是她一生的牢笼，那日却成了敲响警钟的槌。诊断书上的字，一个个冰冷如铁。
病魔竟是仁慈的。它凶狠地噬咬她的健康，却意外地驱赶了父亲的火爆。他竟变得沉默，甚至偶尔会对着药罐出神。那四年，母亲的世界陡然安静了。她终日躺在靠窗的床上，蓝大褂终于被脱下，叠得整整齐齐，收进柜子最深处。她穿上了柔软的棉布睡衣，阳光晒在她身上，她有时会眯着眼，看窗外一棵普通的树，一看便是半晌。那大概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无须劳作，无人打骂，只有阳光、药香，和我的陪伴。我用尽全力，想要将这偷来的时光拉长一点，再拉长一点。
然而她走得很轻。像一个生怕打扰了别人的客人。
自她入土后，那座黑山便压到了我的心头。清明、冬至、她的忌日，我不得不带他去墓地。他总要支开我，独自蹲在墓碑前，对着那块冷冰的石碑叨叨咕咕。我站得远，风有时送来碎片般的词句。从不是温存的爱语，而是埋怨——“你就这么走了…留下我一个…”“再没人像你那般…”“后来的那些，没一个省心…就知道要钱…没一个像你这么能忍…” 他竟是在向她抱怨她的离去，抱怨后来那些如流水般来了又走的女人，为何不能再如她一样，逆来顺受地替他熨平生活所有的褶皱，用她们的骨血去滋养他那永不餍足的自私。
我看着他对着石头诉苦的背影，胃里便一阵翻搅。他这一生从未懂得如何尊重一个女子，我的母亲，或是后来的任何一个。他只需一个沉默的、不会反抗的奴隶。母亲走了，他便永远失去了他的奴隶，这似乎是他唯一感到痛惜的。我的恨，在那墓碑之间，一年年地沉淀，凝固，最终变得比那墓碑还要冷，还要硬。
整理遗物时，父亲对着柜子里那件叠得方正、却已洗得发白的蓝大褂，良久不语。他伸出他的手，那曾挥向她的手，那曾搂过别人的手，指尖在粗布上轻轻一触，像是被烫到一般缩回。
如今我回忆起母亲，总先想起那抹无边无际的蓝。那蓝色包裹着她一生的辛劳、沉默与伤痛，她将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用一件宽大的工作服，罩住了所有作为女人的念想和委屈，只为将这个家垫得暖和些、再踏实些。
她的一生，未曾穿过一件花衣裳。 而那日病榻前，她忽然对我笑：“那年照片上的裙子，是淡紫色的，有小碎花。” 我紧握她的手，泪如雨下。 她一生贫瘠，唯梦富饶。
只是那座黑山，至今仍矗立在我的生命里。他老了，锋芒钝了，有时甚至会流露出一种近乎可怜的沉默。可我无法原谅。我看着他，就如同看着一场永不停歇的雪，积雪之下，埋葬着我母亲短暂而无望的一生。那雪，冷彻心扉，永不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