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条（《答顾东桥书》之七）原文节录：
来书云：“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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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
顾东桥说，心的本体本来明清纯粹，但世俗的人们因气拘物蔽，很少不糊涂的，所以《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不学问思辨以明白天理，在现实中就不能明辨善恶、真妄，从而任情恣意，危害无穷。
王阳明回应称，这些说法似是而非，都是朱熹之说带来的弊端。“学问思辨”与“行”是密不可分的，都是治学的一部分，治学没有不包含“行”的。
比如说孝，必须辛勤劳作，赡养父母，在亲自实践中奉行孝道，难道空口白话就可以治孝道吗？比如学射箭，必须张弓挟矢，射中箭靶；比如学习书法，必须铺纸执笔，蘸墨挥毫。天下所有的学问，没有不实践而可以称得上学的，所以从一开始学就是实践。
笃者，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所谓“笃行之”，就是反复实践，无有松懈之义。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疑问，所以就要问，故问就是学，问就是行；遇到疑问，就要思考，故思就是学，问就是行；遇到疑问，就要辨析，故辨就是学，辨就是行。辨析一定得弄得明明白白，思考一定得细致周详，提问一定得洞察问题，学习一定得有进步，因此一刻也不能松懈，这就是“笃行”。而不是说，学问思辨之后，再付诸于行。
所以，就学会某事而言，称为学；就解除疑惑而言，称为问；就融会贯通而言，称为思；就洞察精微而言，称为辨；就落实到行动而言，称为行。从不同的角度，治学可以分成这样五个方面，其实五者是一体的，都是学，学就是心与理合一，知与行并进。
顾东桥把“学问思辨”作为穷尽天理的手段，却不说“笃行”，这是把“学问思辨”视为“知”，穷尽天理与行无关。天下哪有不实践的学习，哪有不实践就可以穷尽天理的呢？
程颢先生说：“只穷理，便尽性至命。”这句话其实源自《易经·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王阳明认为，程夫子的意思，真正穷尽天理了，自然就尽性知命了，就是内心纯乎天性了，就一尘不染了。王阳明是从结果上去解释程颢这句话的，如果从过程上去解释，那么就是朱熹格物致知的含义。
王阳明说，所以只有行仁到极致，才可以说尽得仁之理，才是穷尽仁之性；只有行义到极致，才可以说尽得义之理，才是穷尽义之性。治学能达到穷理的境界，却不需要付诸于行，天下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不实践就不可以治学，不实践就不可以穷理，知行一定是合一并进的，不可将它们分开为二。
王阳明说，心外无物，万事万物之理都在心中。顾东桥一定要说“穷天下之理”，无非是认为，世俗之人的内心良知不足，需要在心外事物上广泛学习，以补益内心的不足。这就把心和理一分为二了。
《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就是说笃行不已，不断扩充良知直到极致，也就是尽性知天，不过是回归本心罢了，对心之本体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添加。
一定要说“穷天下之理”，就是不懂得反求诸己的道理，如此误入歧途，不知从探求内心的良知着手，怎么可能在现实中明辨善恶和真妄呢？
顾东桥说世俗之人“气拘物蔽”，他自己就在知行问题上被朱熹的说法束缚蒙蔽了。要去除“气拘物蔽”，不从内心开始，却从外求，犹如视力不明不去服药调理，而从眼睛之外去追求光明，这怎么可能得到呢？
至于“任情恣意之害”，也不过内心良知被蒙蔽罢了。
王阳明对他认为的错误观点的批驳，向来是绝不放过一字一句，这是他的一贯做法。他对顾东桥说，你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容我不一一分辨清楚，你不要说我太苛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