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犯罪动作片《周处除三害》上映以来，不仅持续引发热议，还带火了同款盒饭、手表、服饰等，可谓名利双收。其成功主要得益于敢于深刻揭开了台湾的残酷社会现实，令文明社会观众产生丰富的思考与多元解读。以冷静视角观看剧情及剧中人物的命运结局，则看到施、受害者都成了台当局昏聩无能的牺牲品和权力游戏的祭品。台当局无疑是深重罪孽的幕后元凶。
一是贫穷愚昧“杀人”。黑帮青年陈桂林出场时，宽大老沉的西服与其稚气的脸庞形成强烈反差，愈发显得他愚昧无知。随着警察陈灰一路追缉打斗，凶狠血腥的画面成功将观众的肾上腺推高后，转入一时的平静叙述，道出陈桂林为供养奶奶之财而杀人的动机，交代了背后的穷根。贫穷和愚昧是一对孪生姐妹，又是恶的催化剂、助推器，使年少的陈桂林杀人不眨眼有了合理性。也深刻指出，台当局视贫穷与愚昧是底层百姓的原罪，推卸了责任。但奋斗无门、致富无路、出头无望的陈桂林们，却有一对大拳头，他们在无门无路无望的情况下，本能地选择用大拳头改变命运，因此敢于争强斗狠，铤而走险，也为后面的剧情埋了伏笔。
二是黑恶势力“杀人”。存在即合理。公权未达之处，便是黑恶势力猖獗之地。台湾黑恶势力于光天化日，敢在警察眼皮底下借黑老大丧礼开“聚义会”，一方面显示其势力强大，肆无忌惮，横行无阻。另一方面影射台当局管理无能，公共行政管理权力通行不畅，无法到达基层，致基层普通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中。究其原因，系当局官员高高在上，昏庸无能，罔顾民间疾苦，将公共权利作为服务自己政党的工具。底层百姓别无选择，只得依靠黑恶势力了。这就同解放前无田无地的贫农，不得不向地主租田种地果腹那般。于是，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便越来越深厚，社会也越来越畸形。黑恶势力为争抢地盘，扩充势力，肆行杀人放火之恶。
三是除恶未尽“杀人”。身负命案的陈桂林在黑道神医张贵卿的蒙诱下，误以为自己即将要病死，茫然中求助并听从了关公的卦示，选择投案自首。随后，镜头转向警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排成长龙等候的投案自首者，其间男女老少皆有，不仅表明台犯罪率高，也说明很多人的犯罪实属无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非情势所迫，谁还愿意顶着苍苍白发去作恶？其次，陈桂林自报家门，警员一脸“懵逼”，一方面显示了台警员的不作为懒政和见恶不怪的麻木不仁。另一方面揭示了台警基础工作极其薄弱，陈桂林属罪大恶极之在逃人员，他应令警员时时放心不下，他的容貌、名字等须深深刻在警员脑子里。再次，比陈桂林还更穷凶极恶的香港仔、林禄和仍逍遥法外，其通缉令已被新的通缉令覆盖，逐渐被警方淡出视线，甚至无人问津。综此，在台湾做到除恶务尽是不可能的。这些既为香港仔、林禄和等继续谋财害命埋下伏笔，也为陈桂林设置了“要出名，要出大名”的可能条件。随之，镜头自然的聚向香港仔、林禄和等杀人害人，以及陈桂林杀香港仔、林禄和的场景，展现了台湾社会无序混乱面目。
四是异端邪教“杀人”。台当局以“宗教自由”为标榜，以“宗教之岛”为荣耀。在台随意建一座堂，摆一尊菩萨，就是宗教，神祇变道具，群众变信众，罪犯变尊者，骗子变大师。乱象丛生、无序野蛮生长、疏于管理的背后，都是为了选票。有些宗教组织已经公开政治化，在选举的时候，不仅将堂点作选点，还派出神职人员为某一个党派某一个人拉票站台。参选人不问苍生问鬼神，在关键节点大张旗鼓到寺堂观院烧香“拜票”。上行下效。百姓不靠政府靠黑帮，不问法律问菩萨。这些为邪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影片中以致林禄和之流，改枪弹为精神控制继续杀人。现实台湾则成为多种异端邪教的“大本营”，不仅祸害岛内民众，还危及周边地区。台当局为苟延残喘，对外投美媚美靠美抗统，对内愚民欺民压民抢权，致使民众仍将茶叶蛋、榨菜视为奢侈品，在认知程度不高的情况下，群众极易钻进异端邪教的圈套，落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当陈桂林要留出一条生路时，仍有许多受蒙蔽的群众选择前往“天国”，足见中毒之深，危害之大，屏幕上血淋淋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剧情也由此推向了最高潮。
影片以较为高超的艺术形式，除了勇敢撕开台现实社会的累累伤痕和揭露控诉了台当局种种罪状，更为台民众表达了企盼社会法治和两岸早日统一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