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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乌兰布和沙漠里，有两位自称是八十年代遗民的诗人。乌兰布和人叫他们谢诗人、乔诗人。这三十多年来，他们都是长发齐肩。夏天穿花衬衫、喇叭裤；另外三季外穿雪白的风衣。这些衣服穿破了，他们就拿到裁缝店，不论花多少钱，要人家照着原料原样重做。有一年，裁缝店老板警告他们，以后见不到这样的布料了。他们把这些布料都买了三十米，第二年贷款种地。又一年，他们找遍了巴彦淖尔盟，没找到裁缝店，又去包头市找，总算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一家。两人把手里的布料都做成了衣服，压在柜底，一个月检查翻晒一次，怕像布料那样，受潮发霉不说，还成了老鼠的窝。

        他俩没事儿就聚在一起听乔诗人那台燕舞牌录音机。八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磁带他们都有。有一天，所有的磁带都哑巴了，就把录音机放在身边，他们自己唱。谢诗人的嗓子里有哨子音，乔诗人的嗓子里有破锣音。他们不在乎乌兰布和的人骂他们鬼哭狼嚎。

        每年不用他们吱声，乡邮电所就给他们订上了《诗刊》《星星》,从八零年到现在，这两本杂志他们哪期都有。谢诗人专门盖了一间砖粮房码放它们。屋里连房顶都用水泥抹了出来，地上还铺着塑料布。一年四季严门闭户，可是年年能翻寻出被老鼠咬烂的杂志，和干成一张皮、巴在杂志上的死老鼠。他们就报废了这些杂志，重新邮购。有一次，《诗刊》回信，先夸奖他们对《诗刊》的忠诚，然后向他们道歉，说，二十五年过去了，八零年第八期确实没有库存了。这封信他们不时拿出来认真地读，都像第一次读似的。

        每期杂志一到手，他们就急急忙忙翻开，看看目录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从不讳言，常常梦见自己的名字上了这两种杂志。你随便提起一位诗人来，他们就能说出这位诗人在这两种杂志上发表过哪些诗，分别发在哪年的哪一期上。有一次，谢诗人用乱真的印刷体字，在一期《诗刊》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把自己的一首诗写了上去，写上了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笔名。一年后，乔诗人反复回忆，认定这首诗以前没有，报废了那本杂志，重新邮购了一本。这是两人唯一的一次龌龊。

      谢诗人的儿子谢辉八岁那年，和伙伴们撬开那间粮房的门，把杂志垛当大山爬着玩。谢诗人暴跳如雷，打得那些孩子哭声震天。家长们找过来，骂他，你还是诗人呢，简直是牲口！跟这些才不吃屎的孩子一般见识。他直着脖子吼，这是诗！你们可以骑在我脖子上拉屎，但绝不能把它们踩在脚下！绝不能！她老婆忍无可忍，说，那你就跟你的诗过日子去吧，闹着和他离婚，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没离。

      谢诗人就爱放羊。把羊往草地上一丢，海阔天空地遐想。灵感一来，不拘哪里坐下，屈起腿当桌子，从兜里掏出笔记本来就写开了诗。写完了诗，再四处去找羊。有一次，羊跑进了人家的麦地里，让人家给吆走了，害得他大找了三天。老婆逼着他去城里打工，说，就这几亩地，给儿子挣不下娶媳妇的钱。他跟着老婆出去打了一年工，说自己受不了别人的指拨，习惯不了人与人的勾心斗角，硬要回去。老婆说，你是嫌打工写不成诗，想再回去放羊了吧？他默认了。老婆说，要是那样就离婚！他就跟老婆离婚了。

      乔诗人喜欢一个人干农活，这样没人打扰他的遐想。灵感一来了，盘腿就地一坐，从兜里掏出笔记本来就写开了诗。有一次写得忘了自己正在浇地，淹了几十亩麦地。神婆说他着了魔。他父亲和三个兄弟把他吊在树上，用水蘸牛皮鞭抽打了三天驱魔。养好了伤，他依然故我。父亲就把他另（从父母的家里分出去）了出来，由他自生自灭去。他却觉得自己被解放了：种几年地，攒下些钱，背包一打，四海为家。钱花完了，再回来种地。

        这个时候，乌兰布和的人叫他们诗痴。

      每年重阳节出去玩成了他俩庄严的仪式。有时乔诗人远在千里，也一定赶回来。当年《草根》诗社二十来号人马一致决定，每年重阳节去乌兰布和沙漠里举行活动：不光是显得浪漫，还为了乌兰布和沙漠里众多的风景。本来是要在端午节搞活动的，社长何明说，咱都是农民出身，还是供奉陶潜的好。没过两年，参加的人少起来，到第五年锐减，最后就他俩了。

      每年他俩都先带上从这一年的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诗，再带上那台录音机和所有的磁带，再带上酒、烙饼、咸菜、井水，骑上乔诗人那辆再也买不到配件的铃木125，进了沙漠。具体他们干了些什么，没人知晓，他们对谁都庄严地缄默着。有一年，铃木125跑不动了。两人一商量，重阳节就改在乔诗人的院子里过了。

      两人在乔诗人的院子里栽培菊花。只要听说哪里有菊花的新品种，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弄到种子或者一盆花来。乌兰布和的人又送他们一个绰号：谢花痴、乔花痴。有好事者把两个绰号整合在了一起：谢诗花痴、乔诗花痴，颇有正在流行的外国名字的味儿。叫着叫着，人们把后面的痴字给叫丢了，成了谢诗花、乔诗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两位妙龄女郎呢！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乌兰布和谁家生了女孩，就起名诗花。老师叫一声诗花，班里总有三四个人答应。

      农村人手贱，只要瞧见乔诗花家没人，就翻墙进来偷花。两人把院墙加高到房那么高，偷花人搭梯子翻墙而入。两人养狗，偷花人在熟肉里夹上耗子药，隔墙丢给狗。两人养了四条狼狗，一咬开地动山摇，偷花人才作罢。

      他们的菊花出了名。人们偷不上就来买，两人一口拒绝。有人把杀草剂偷偷地丢进院子里。没法，两人把院子用塑钢封了起来。这样也好，冬天菊花也不受冻。夏天的时候，把顶上的天窗打开，也凉快。

      两年的工夫，乔诗花那一亩半大的院子就成了菊花园。两人在院子中央栽了四根碗口粗的椽子，椽子顶上横架起四根横梁，横梁上严丝密缝地拼盖上沙枣树木板，天然的花纹让画匠自叹弗如。他们从“天高地远”里择出两字，给亭子起名为高远亭，逍遥里暗含着幽怨。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乔诗花要是想见谢诗花，或者告诉谢诗花，这时自己在家，就把一面红旗用吊轮拉到电视天线架子上，方圆十里的人都能看见。不久，一条路上就会出现谢诗花，骑着他那辆浑身乱响的永久牌自行车。不久，路过乔诗花家院子的人，就会听见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八十年代的歌，就会有吟诗作赋声，就会挤眉弄眼地嚷，哈，他们又鬼哭狼嚎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