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飞机发动机的啸叫，推背感从座椅背后袭来，机身的颤抖引得一些胆小的女乘客小声地惊呼。随着飞机离开跑道，座位的姿态越来越向后倾斜，乘客们被超重感压在座位上。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从机尾传来，然后飞机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乘客们瞬间陷入失重状态。零点几秒钟后，失重感消失，飞机进入了平飞，时间也跳转到了2024年。
袁丽还记得睡着之前，苏木在自己怀里颤抖着睡去，可是再一睁眼，苏木就已经消失了。往床头看去，昨晚的酒杯和酒瓶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一杯水放在床头柜上。袁丽翻了一个身，拉过另一只枕头，上面有几根长头发明显不是自己的。还好，这说明只是中年少女在玩消失，并不是自己的一场梦。
消失的不仅仅是苏木，还有昨晚来的时候就已经睡成一摊泥巴的Sophia。袁丽拿起电话拨打了苏木的手机，居然传来的是“您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只好在微信上发了两句抱怨给她。
作为妈妈的早晨是忙碌的，袁丽没工夫和落跑闺蜜讨论感情纠葛。先把自己收拾停当，袁丽把杨均一叫起床的时候，顺便问了问知不知道昨晚来了客人。这个傻小子一脸茫然，居然对半夜来过一个小美女的事情毫无感觉，袁丽暗骂了两声“果然是亲生的，比他爸还迟钝。”
刚回国的时候，杨勇就买了一箱牛奶放在冰箱里，昨天回家之前袁丽在甜品店买了面包，对付一顿两个人的早餐很简单。但杨均一的早餐，还得给他加上一个煎蛋一个苹果，让袁丽额外忙活了一阵子。等杨均一自己拿着盘子去清洗的时候，袁丽才想起来刚才微信叮咚响了一声还没有查看。
信息果然是苏木发过来的，是一张飞机客舱内的照片，苏木带着个大墨镜，Sophia在她身后露出半个脑袋，母女两个人一起比着俗气的剪刀手。
“你这是在哪里?”
“我回西安了，看你还没醒，我就自己先走了。”
“啊！你不会穿着睡衣上飞机吧？”
“那怎么可能，我昨天带着衣服呢。不过也差不多，从你那里直接去了机场，随便找了一班最近的航班，这会刚落地。”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就是突然想回去，特别特别想……”苏木没有细说，但袁丽记得昨晚她睡前的慌张和失态，她想回去的原因不言而喻。
“你来吗？”
“我是打算去一趟西安的，这不是被你甩了吗？”
“是我不好。要不我给你买机票，你现在就出发？”
“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袁丽踏上西安之旅的路程，已经是第三天了。为了给杨均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袁丽没有选择飞机，而是高铁。
高铁座位是三个连排座位里面靠窗户的两个，杨均一想要看风景就坐了靠窗的位置，袁丽只好坐了中间那个夹心饼干位置。过了几分钟，一家三口来到座位旁，妻子带着孩子坐在走廊对面的双人位，男人则坐在了袁丽身边。
“这么巧你也去西安啊！”袁丽原本在和杨均一说话，突然身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男声。
“对，我是回西安。”袁丽下意识的应答，回头一看那人居然是陈诚。
“遇到熟人了？”陈诚的妻子隔着走廊好奇地问丈夫。
“袁丽，我在西安外院的校友，现在算是海外华侨。我们也是前几天才认识，就在医院心理咨询讲座上。”陈诚很自然地把袁丽介绍给自己的妻子，然后又给袁丽介绍了一下他的妻子和女儿。陈诚的妻子沈萍，看上去肯定是个九零后。她长着一张娃娃脸，蓬松的栗色短发随着身体转动轻晃，发梢扫过肩头时漾起一圈稚气的涟漪。正如袁丽的猜测，她是一个幼儿教师。
杨均一对于高铁的平稳快速，并没有表现出其他老外那种没见过世面的惊讶，看了一会窗外的风景后，就开始用平板看起了《我的三体》。这样一来，袁丽不得不拿出校友的姿态，同陈诚聊了起来。
两个人身边是各自的家人，自然是默契地绝口不提上次在办公室的见面，而是像普通校友一样，聊起了旅行。
“刚毕业那会，也就是1996年，我经常坐火车来往北京西安之间，那时候火车还是走山西方向，我记得下午5点开车，第二天早上9点到，那就是16个小时。我觉得已经非常快了，没想到现在居然连5个小时都不到。”陈诚一边感慨，一边剥桔子皮，然后把一半递给妻子，一半递给袁丽。袁丽觉得陈诚这个举动有些暧昧，但看到沈萍也朝着她微笑，只好还了个微笑后把桔子给了杨均一。
“你不是做外贸的吗？不是应该在西北跑，总上北京干什么去？”袁丽也做过几年外贸，知道这个行业分为跑客户和跑货源两头，自己当年是负责跑客户，因此过了好几年晨昏颠倒的日子。
谈到自己的外贸生涯，陈诚似乎突然间换了一个人，完全没有了做心理咨询时的专家样子，倒像是《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我那会在一个小外贸公司，真的就是混吃等死，出口打不过珠三角长三角，进口打不过卖批文的。所以我干了好几份兼职，主要就是到处给人当翻译。不过去北京倒不是做翻译，而是考托福准备出国。”
翻译，外语专业普遍都干过这种兼职，袁丽顺着这个话题随便说了一句：“你的客户都是什么人？有没有什么名人？”
“名人啊？还真有一个，威尔纳·格里希，我们那会都叫他格大爷。”陈诚说出了一个陌生的名字，然后自己追加解释：“这位格大爷是德国人，中国的第一个外籍厂长，八十年代在武汉柴油机厂当了两年的厂长，算是第一个在中国推行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
看到袁丽还是茫然地摇了摇头，陈诚只好停下话题，掏出手机搜了一下这个名字给袁丽展示。
格里希是在中西方蜜月期的时候，以退休工程师的身份来到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后来他自告奋勇当了该厂的厂长。格里希主要抓的是质量管理，他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他的包里面放有三样东西：游标卡尺、吸铁石和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检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除了他自己以外，全厂还设置了上百个身穿红色工作服的质检员，拥有对产品的一票否决权。就是这种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管理手段，让武柴扭亏为盈，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
介绍了一通背景之后，陈诚终于把话题转回到了自己身上：“格大爷2000年重回武汉，不想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参观，于是就通过一个在中国教德语的朋友，请一个英语好的中国人临时作为他的私人助理。那时候我已经办妥了去美国读书的手续，正好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就给格大爷打了一个月的工。”
“他不是德国人吗？请助理也应该是说德语的吧，为什么要找英语专业的？”袁丽提出了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疑问。
“我见到格大爷后，第一个问题也是这个。”陈诚微微点了点头，从随身带的包里摸出又摸出两个桔子：“格大爷这么解释的，他要找一个没有单位的翻译。因为没有单位的人，就不会被有关部门策反。”
这个解释完全超出了袁丽的理解，一时间她都无法消化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陈诚看到袁丽目瞪口呆的表情，忍不住偷偷地笑了两声，又把剥好的桔子一半给妻子，一半给了袁丽。这次，袁丽接了过来。
格大爷1985年结束在武汉柴油机厂的聘任后，1997年再次访问武汉，并且去武柴厂进行了参观考察，但这个考察让他非常地不满意。
一方面是武柴产品质量比他在的时候严重下滑。柴油机气缸里有未清除干净的铁粉，齿轮上有波纹，可见产品比他做厂长的时期，出现了严重的下滑，这让他十分的生气。
另一方面是外事办、厂领导以及翻译，联合起来对他隐瞒了一些什么事情。格大爷在武柴担任了两年的厂长，实际上是可以听懂一些中文的。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敏感的，都是些生产经营方面的问题，比如客户对产品质量的反馈。但是，接待他的厂领导和外事办领导要交流很久，然后翻译过来的信息却很短，明显和他们交谈的不同。
因此，这次去武汉，他打算自己带一个翻译兼助理，帮助他了解武柴厂的真实情况。至于为什么要找个英语专业的人，是因为德语专业的人少，格大爷担心翻译和接待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英语专业，每年毕业生成千上万，这方面的可能性小了很多。
“我一听格大爷的话就乐了，我告诉他结束这次翻译活动后，我就会去美国留学，因此官方对我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一定会把听到看到的信息，如实的翻译给他。格大爷听完哈哈大笑，说我是他认识的中国人里面，第一个敢于蔑视‘有关部门’的人，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于是我问格大爷，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德国人，英语却说得这么好？格大爷说，因为我在二战中蹲过美国人的战俘营。”
陈诚说完，陈诚和袁丽几乎同时笑了起来，沈萍隔着并不宽的走廊，也听到了陈诚的故事，但她笑得很敷衍，好像只是出于礼貌。
虽然格大爷的故事以喜剧形式开场，但过程和结果却完全不同。陈诚陪着格大爷重返武汉，自然是外事办出面接待，一路都有各种好吃好喝以及旅游项目。但话题一旦涉及武柴厂，陈诚的翻译工作立刻变得艰难了起来。
有一次，格大爷向外事办的陪同人员询问：“1990年，他介绍给武柴厂的一个德国风冷柴油机产品，技术上比当时的国产同类产品先进了至少二十年，而且德国方面还提供低息贷款来进行技术改造。为什么这个项目最终被否决？”
接待的陪同人员云里雾里的扯了一通什么配套零件厂的改造难度，以及这些配套改造资金的缺口。陈诚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格大爷，换来的是格大爷更多的问题。陪同人员被逼急了，只好含糊地告诉陈诚：这个项目虽然很好，但计划经济时代，主管部门还得考虑配套厂有没有跟着改造的能力。事实上，主管部门对于几个严重亏损的配套厂，早就失去了抢救一下的信心和动力。生怕新产品的引进，没救活武柴厂，倒让配套的几个厂突然死亡了，因此选择了不做就不错的乌龟流。
陈诚把回答总结了一下，加上一些自己的猜测，翻译给了格大爷。格大爷听完，久久没有说话，两条眉毛拧成了一股绳子。在后面的行程里，格大爷没有再向陪同人员追问这个问题。但在私下里，格大爷讲起了他在当厂长时的一件事。
格大爷管得了自己厂里的质量，但是管不到零件配套厂里面去，比如水箱、汽缸盖等等，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总还是有一定质量要求的。但是这些零部件的质量不稳定，忽高忽低，每次被格大爷发现质量问题，配套厂领导就会态度很好地“承认错误，坚决不改。”
而且在当时的体制下，作为厂长格大爷居然不能更换供应商，因为所有的配套供应关系，是计委决定的而不是市场关系决定的。
格大爷主持工作的时候，虽然不能更换零部件供应商，至少做到了不让不合格零部件进入内部的生产流程，来一百件退回去九十件的事情他经常干。但等到他走了，换成了中方厂长，顶不住有关部门的压力，那这个质量下滑就是必然了。
陈诚陪着格大爷在武汉参观了五六天，格大爷对于武汉的发展总体来说还是非常赞叹。2000年的武汉，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不再是1985年的那个大号县城。参观行程的最后一天，格大爷再次提出了去武柴厂走一走的要求。这一次，陪同人员倒是痛快地和陈诚说了实话：武汉柴油机厂在1998年已经破产。
“我还记得，那个外事办的小领导说得轻松，我却心里不是个滋味。格大爷真把武柴厂当亲儿子，亲自上生产线抓管理抓质量，愣是把病危的武柴厂救活了。而咱们有些人则是后爹式关怀，这边格大爷还在介绍新产品联系贷款，他那边已经痛快地放弃治疗了。最后，我掂量了再三，主动骗了格大爷说武柴厂搬迁了，搬到更远的一个新厂区，那边在修路很不好走，可能会耽误他行程。最终，格大爷也只好放弃了去武柴厂看一看的愿望。”
讲完整个故事，陈诚苦笑了两声，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格大爷找我来作私人助理，是不想有人欺骗他。结果，最终还是我，欺骗了他。”
车厢内，本来充满了乘客们小声地聊天，还有高铁特有的嗡嗡声。可是这一刻，似乎所有的声音都停滞了下来。沈萍似乎感到了气氛异样的源头，转过头来盯着陈诚，然后小声的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在这一刻，所有嘈杂的声音全都重新回到了车厢内。
“没事，我们聊点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会你还没出生呢。”陈诚朝着沈萍笑了笑，然后转头看向袁丽，声音重新恢复到平时语调：“不过呢，这帮人倒也不是完全没良心，武汉后来给格大爷塑了一个像。我上次去武汉，也去瞻仰了一下他老人家。”
袁丽去过一次武汉，不过是作为旅游者，拍拍照打打卡，吃吃逛逛。不过，听陈诚这么一说，她把格大爷雕像也列入了旅行计划，有机会的话去看看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刻下名字的德国大爷。
“你那时候毕业应该还是包分配吧？没把你分回汉中去？”袁丽找了个问题，说出口自己就后悔了。陈诚讲述的记忆片段中，有一个是关于毕业分手的。现在这么一问，很容易被陈诚误解为她对陈诚记忆片段的追问。
果然，陈诚听到这个问题，表情迟滞了一瞬间。不过他反应很快，拿起保温杯喝了口水，自然地回答：“对，原本我是要分配回汉中的，单位都找好了，南峰机械厂。但事情就是这么地巧，临到要毕业了，南峰机械厂搬迁去了洛阳，结果就是学校让我自己找接收单位，我就误打误撞地留在了西安，原来物资系统的一家外贸公司，而且不解决户口。”
“南峰机械厂？我还真知道这家公司。”袁丽手指在小桌板上敲打了起来，“我2003年出国前，做的最后一单外贸就是这家公司的袋装茶设备，给我贡献了不少生活费。”
“哎呦！真巧啊！”陈诚不由得感慨了一下，都说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不超过七个人，结果他和袁丽之间，只隔着一个人的线索都不止一条，这让他更加确信，他对袁丽的那些记忆并非是自己的妄想。
就在陈诚胡思乱想的时候，袁丽又把话题扯回了当年：“你怎么会想到要出国去学心理学？”
“其实那时候我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就是看那个学校和专业能给我全奖。”陈诚两手一摊，说出了选择心理学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出国，那时候我是抱着一去不回的心态，申请到什么算什么。”
可能是因为陈诚和袁丽聊天太过于投入，让沈萍感到被冷落，她找了个机会插话进来，加入了聊天：“我就很不能理解他，你说国内这不是挺好的吗？”
袁丽欠了欠身，隔着陈诚对沈萍笑了笑：“那时候出国热，确实大家都这么想。我刚上大一，就有亲戚说，大学的目标就是考托福，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事实也确实如此，袁丽毕业到深圳工作时，工资不过两千出头，把奖金提成什么杂项全算上，平均月收入也不过四五千。而有同学去美国洗盘子，从牙缝里节省出来的生活费也有一两万。这还是中国收入最高的深圳经济特区，想来陈诚在西安做外贸，可能还拿不到这个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