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事的时候，差不多5岁多了，那是90年代。家里租了市区一块地，组织亲戚们盖了前后两排房子，前面靠路面是门面房，后面四间，我们住中间两间，其它作为旅店。这就是记事的时候了，再往前是哪来的钱能租下这块地，也不记得了，后来房东要把地卖出去，8万，咱没有，借也借不到，就卖给别人了，现在原地盖了5层的大楼，这么些年收租也收了上千万了吧。
要现在看来，原来那个院子挺大的，前后两排院子中间，还有不小的走道，走道旁有棵石榴树，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把蝈蝈笼子挂在树杈上，一叫一夏天。旅店生意应该一般，因为年龄小也不太记得那么多了。前面的几间门面，我们占了侧边一间开小卖部，院子的出口也在小卖部旁边，再右边是个砖垒起来的厕所，那时候治安不怎么好，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个小流氓来，喝醉了，把随身带的两把匕首丢在墙边了，他走了后，我就把匕首收了起来，在家里放了好多年，后来也不见了。
家里有时候会有爸妈的老师过来住，应该是从村里来城里办事或者学习的，就不交房租了，那个老师常带我出去玩，出去看电影，看《黄飞鸿——狮王争霸》，给我买好吃的，我小时候也挺幸福的。后来生了弟弟妹妹，弟弟小我五岁，妹妹小我九岁。
应该是在三、四年级以前，我们还在院子里住着，有一年，有母女俩过来租房子，租的前面的一间门面房，具体做什么生意想不起来了，她们家女儿随后就转学到了我们班里，吴艳红，眼睛大大，男孩子一样英朗的长相，因为是插班过来的，开始的时候写作业总是又不会的，我写完作业总是找她玩，有次她不会，我就帮她写了一点。后来她妈妈知道了，把她狠揍了一顿，我们就不怎么玩了。那晚不知道她和孩子说了些什么，自那以后，艳红学习就越来越好，直至每次都在班里前几名，再后来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还见过她几面，长大了更漂亮了，周围男孩子也多，还学抽烟。
我们住的后面两间，有一间是客厅，有那种手指头插进去转圈拨号的电话，红色电话。有一年，表姑妈也过来住了，住在我们隔壁，姑父腹积水，没住了多久就不在了，留下姑妈和姐弟俩，那个时候搞计划生育，我后来大学毕业工作后，才知道姑妈还有一个二女儿，和我在一个地方上班，当年为了要生弟弟，把二女儿给出了，多年之后又帮二女儿安排了工作。
那时候我们家对面是城管单位，平时总有一些被城管收回来的小商贩的车车，有的上面插着糖葫芦，有的车里装着水果，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的城管可厉害了，所到之处风卷残云一般、片甲不留。我就记得有个城管夺起路边摆小摊的小桌子，直接就扔别人家房顶上了，90年代路边平房多，摆摊的也大都是苦命人，对城管不敢怒不敢言，但是也有那么一两个拼命的，有个残疾人卖水果的，城管把人家水果车收了，他就趴在城管单位大门口要自杀，城管虽然土匪，但也被吓住了不敢开门，后来就不去找那家的麻烦了。
有时候投胎也是门学问，后来因为买不起人家的院子，就从那搬走了，但是没离开这条街，体育北街，在街中段租了两间门面，一间住一间开小卖部，那时候弟弟五岁，妹妹刚出生，也就是我9到10岁的时候，爸学着卖肉，也不怎么会，但是为了生计什么都想干一下，95年左右，那时候好的一点是，只要肯下苦，就不担心赚不到钱（不像现在2025年了，出去都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就是隔三岔五的，总有工商局的过来要吃喝的，喝的醉醺醺的，要包阿诗玛烟，再要两瓶酒，坏得要死。
后来我们把两间门面中靠北边的一间，租给一个年轻小伙子了，他是学医的，来开诊所，没病人的时候，总是在看厚厚的医书，30年过去，从街上开诊所，到解放路上开诊所，多年来积攒，现在已经在市区繁华地段买了双层门面，四个女儿，在天津还有房产，知识真的是财富，医术精湛另说，从医真的是赚钱，现在满大街的药店就说明一切了，红川诊所。
小时候我很羡慕那些双职工或者家里有职工的同学，都住在单位分的单元楼里，聊天的时候都是说些爸爸买的啥妈妈买的啥，我就从来没有这种待遇，从记事，一家五口人都是在一间房子里，洗澡只能去澡堂去洗，能装衣服的就两个大衣柜，到25、6岁，家里才攒够第一套房子的首付。
我五年级的时候，有次作文写得好，班主任语文老师来我家家访，解放路小学离家不远，3-5百来米左右，老师姓史，教我们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现在不知道在不在了，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个事，小孩子被表扬一次会永远记得，同样，特别厉害的挨批评也会记住，初中的时候，女班主任可坏了，教数学，有次开运动会，路上遇到一个捣蛋同学，他不想去参加运动会了，让我去了替他给老师请个假，运动会有项目就比赛，没项目就当啦啦队，和上课一样不能闲着，一样有组织有纪律，我们都是啦啦队。到了运动场片区，我和班主任说了一下，老班照脸就呼了我一巴掌，“你凭什么给他请假”。也对，现在我理解了，可我恨死那个数学班主任了。
初中的时候， 有个舅舅是财政局的领导，把我安排到了市一中，教学质量、设施都是市里最好的，但是和同学们家境差距太大了，去了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心无旁骛的学习，觉得学习又能有多大的改变呢，97年，我们一家五口住在筒子楼里，班里有同学已经用上蓝屏手机了，是外地的同学，每次打完电话后就把手机锁起来了，那时候，别说学生，就是大人都没手机，有个BP机都是必须别在裤腰带上显摆，有事没事就在公用电话上传呼“急呼三遍、急呼三遍.......”。所以一直以来，没有觉得学习能改变什么命运，雾里看花一样。
但是毕竟是一中，设施较其他学校好得多，后来到了初三留了一级，去了别的学校才意识到的。一中有优秀的英语老师，启蒙英语就是在这里学的，别的老师也不错，但是留下印象的不多，毕竟也不好好学。英语老师是个老爷爷一般的面貌，像肯德基那样，不过是微微秃顶的，很和蔼，在教我们水果的的时候，就会在自己的教学皮包里拿出相应的水果，苹果、橘子、香蕉什么的，那个时候人们都没见过榴莲、火龙果之类的，毕竟是北方小县城，所以包里也没装过太大的水果，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榴莲怎么说。我单词记得比较多，因为老师鼓励让我们多读一些英文小说，深绿色薄皮本小说，我特别喜欢看，中英互译版，我不理解的地方就会查英文字典，所以直到现在，读英语基础读物没什么障碍，但是句子语法什么的学的并不好。老师有的时候会让大家挨个背课文或者背句子，老师有个小本本，估计是全班人员表格，背过去就记录一下，但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抽过我，也落得清静。后来有一次，老师终于发现把我落下了，专门开了一次小灶。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激启蒙英语老师，不知道过了近25年，他还在不在。培养学生需要耐心，和蔼可亲最重要。
数学老师任班主任，不提也罢，班里有人因为没带胸牌扣分的话，她会拿着凳子腿追着在班里打，说夸张点，要么凳子腿折、要么腿折，老师个子不高，女老师，学生有的高她几头，还是被满屋子追着打。我们那时候是真敬畏老师，不说老师都崇高吧，最起码没人敢和老师对着干。最起码白天没见过，后来在五中复读初二的时候，有次放学后，晚上体育老师被人蒙着头打了一顿，那会学校外面特别乱，晚上时常见高中生拿着棍棒在路上追着打架。我弟弟在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班长就是打群架，凑热闹，最后被捅了，然后送到贡院街附近医院，本身医院资质也就不行，送过去建议转大医院，那时候已经不行了，最后那届初中，班里一直留着班长那个座位。
也有美好的时光......我上学早一年，比班里同学都小一些，再加上营养不良，家里大人都做生意，顾不得悉心照料。而且我爸人特别幽默，很喜欢和人开玩笑，所以我就是个头小、很幽默，和班里女生都好一些，从小学起，就认姐姐。在一中上初一初二的时候，和几个同学关系比较好，认了个姐姐叫杨晓静，白白的，个子高挑，柳叶眉，眼睛不大，但是笑着很漂亮，还有两个女同桌，曹雪和翟晓琴，一个男同学，叫张健男。曹雪和翟晓琴有个时候和杨晓静合不来，晓静有的时候比较自我一点，喜欢独来独往，男孩儿打扮，有时候带我去学校的防空洞附近去学习，对我的学习总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那时候确实不懂得学习，哪个老师讲的有意思，我就喜欢哪门课，英语、化学、生物、语文都喜欢，数学、物理、历史、地理、政治，这些门，有的是逻辑思维不行，有的是老师上课就是照着课本念，讲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晓静带我出去学习，最终也没学下什么样子。后来转学后，就不怎么联系了。曹雪倒是学习不错，她个也高，不过有点黑，不喜欢杨晓静，也爱管一些个事，比如有的时候我和翟晓琴坐的近，我们俩人闹矛盾了，时常是超了课桌三八线这种可大可小的事，曹雪就念念叨叨的数落我，气的我都哭了。我家一直有小卖部，我上学的时候，就总是带一点小零食，来了给她们俩分着吃，互相之间说不上是喜欢，就是爱和女生在一块。张健男画儿画的很好，学习一般，懂一些历史。他们四个都在一中对面的师范大学家属区住着，都是教职工子弟，所以家里老师都会辅导孩子们一些特长。而我的特长，就是看商品日期，预测价格，就想做些小生意。
在一中到初二下半学期的时候，在班主任数学老师陈秀琴的旁敲侧击下，老师让我回家转学复习，担心影响她这个班的升学率，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个学校的升学率也是堆砌出来的，把差学生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就人工过滤掉，剩下的就都是尖子生了。多年后问起其他班的同学，也都是这么干的。
在一中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懵懵懂懂的了解一些性知识，毕竟大家上生物课还是比较专心的，初一学植物，初二学人体。一中的教学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我不太记得那时候是有个什么标本，是鳄鱼、还是鹤什么的，别的学校根本没有，初一我们做过解剖洋葱、解剖鱼的实验，植物细胞的细胞壁被盐水浸泡后，就会毁掉，然后会有有色的液体侵入，我们就能在显微镜下观察洋葱的细胞组织了，而鱼就不一样了，直接可以切片观察。在讲生物的时候，生物老师播放了一个电影，五朵金花，
有时候总是有些人会假设，把人们放到一个没有网络的地方，能生活多久。这个人也许能坚持很久，但是征信坚持不了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