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南街拐角那家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着三个褪了色的红字：利民坊。字是宋体，工工整整，只是左边“利”字的水刀旁，上半截已经剥落，剩下半个“禾”，看着像“和民坊”。老板老徐说，这贴了有二十三年了，刚贴那会儿，这街还是条土路，下雨天进出的客人，两脚泥。
店里就三把椅子，铁的，能升降，靠背上蒙着的人造革早已裂纹纵横，露出底下黄褐色的海绵。海绵也朽了，一坐上去，簌簌地往下掉渣。老徐通常只占靠里那把，说那里避风。另外两把空着，像两个沉默的、上了年纪的伙计。
工具箱摆在老徐脚边，一个铝制的方盒子，边角有些磕碰的凹痕。里面家伙事不多：两把推子，一把电动的，时髦些，但老徐用得少；另一把是手动的，上海“双箭”牌，钢口好，用了怕有三十年了，握柄被手汗浸得油亮乌黑。还有四五把剪刀，大小不一，梳子、刷子各几把，一块荡刀的皮子，磨得中间薄，两头厚。最底下，压着一柄纯黑的折叠剃刀，轻易不拿出来。
老徐话不多。客人进来，他点点头，下巴朝空椅子一扬。客人坐下，他抖开一块蓝白格的围布，“哗啦”一声，有些重量。那围布洗得发白，却总也洗不掉那股子混合了头发茬、肥皂和淡淡头油的气味。他给客人系上脖子后的带子，手指粗短，动作却异常灵巧，不松不紧。然后他问：“怎么弄？”就三个字。客人说“照旧”或者“剪短点”，他便不再多问。
推子“咔嗒咔嗒”地响起来，是手动的那个。声音不连续，带着一种老机器特有的、沉稳的顿挫。头发茬子纷纷落下，大部分落在围布上，也有些细碎的，钻进客人的衣领，或落在老徐的袖口、鞋面上。他不太在意。剪到耳边或后颈时，他会换剪刀，刃口贴着皮肤走，凉飕飕的。客人若是缩脖子，他便停住，等那阵痒意过去。
有时也聊天。多是客人起头，说物价，说孩子，说楼上谁家又吵架了。老徐听着，偶尔“嗯”一声，或短促地笑一下，手上不停。他的对答，像他下剪子，利落，简短，绝不深入。他更关心的，似乎是客人头顶某个旋儿的长势，或是耳边新冒出的一颗痣。
墙角有个蜂窝煤炉子，不是总生着火。只有要洗头，或是给人刮脸时，老徐才拧开煤气罐，烧一壶水。洗头池是水泥砌的，矮，客人得弯着腰，把脖子伸到水龙头底下。老徐的手劲大，挠头皮时，指甲盖刮过，沙沙地响。用的还是那种最老式的黄色洗头膏，一股浓烈的化学花香，冲水后，头发涩涩的。但老主顾说，这劲儿足，去油。
刮脸是门快要失传的手艺。肯躺下来让老徐刮脸的，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老徐把椅子放倒，调好热水，用刷子在那块早已干硬的肥皂上蹭出浓稠的泡沫，敷在客人脸上，厚厚一层，只露出鼻孔。然后他从铝盒最底下请出那柄剃刀，“啪”地一声弹开，刀刃窄而长，有一道幽蓝的光。他在荡刀皮上来回“唰唰”地荡几下，这才俯下身，手腕极其平稳地运刀。从额头到面颊，再到下巴、喉结，刀锋过处，泡沫分开，露出青白色的皮肤，一丝声响也没有。那是店里最安静的时刻，只有炉子上水将开未开时，那点轻微的“嘶嘶”声。客人往往就在这温热的泡沫和冰凉的刀锋交替的抚触下，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老徐也有动作不顺畅的时候。是给一个半大孩子理发，孩子父亲带来的，说要剃个“圆头”。孩子多动，总扭来扭去。老徐手里的推子，几次差点夹住头发。他叹了口气，不是对孩子，是对那父亲说：“头发软，随你。”父亲讪讪地笑。老徐换上了电推子，嗡嗡的噪音一起，孩子倒老实了。理完，孩子跳下椅子，父亲付钱，五块。老徐接过，塞进围布胸前的口袋，那口袋鼓鼓囊囊，都是零钱。
黄昏时分，没什么客人了。老徐拧灭炉火，把工具一件件擦过，收回铝盒。他扫地，头发茬子沾了灰，滚成一个个深灰色的小球，被扫进簸箕，倒进门外的绿色大垃圾桶。然后他解下围布，用力抖了抖，灰尘和碎发在斜射进来的光柱里狂舞一阵，又慢慢落定。他把自己那把椅子降到最低，坐下，点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他看着对面墙上那面长方形的大镜子。镜子水银有些剥落，左下角是一块斑驳的晕黄，像地图上的一个岛。镜子里映出整个店堂，空荡荡的椅子，斑驳的墙面，还有他自己。一个穿着沾满头发茬的蓝色工装、头发也已花白稀疏的瘦小老头。
玻璃门外，街灯“啪”地一声亮了，是那种冷白色的LED灯，把“利民坊”三个残字照得愈发惨淡。对面的店铺，早已换成了灯光明亮的奶茶店和手机维修档，霓虹招牌一闪一闪。几个年轻人说笑着走过，影子被拉长，很快又缩短，消失在街角。
老徐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丢进洗头池的下水道口。他站起身，关上工具箱，锁好。出门，拉下卷闸门，铁皮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街道上格外刺耳。“哗啦——哐当。”最后一下撞击，闷闷的，像给什么盖上了盖子。
他沿着墙根，慢慢往西走，那是他回家的方向。影子在身后，被路灯拉得很长，轻轻晃动着，扫过那些紧闭的店铺门脸。风起来了，吹动着垃圾桶边几张废纸，也吹动着“利民坊”玻璃门上，一张早已过时、边缘卷起的转租广告。广告纸上，电话号码的最后一个数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