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了，天却灰蒙蒙的。街坊邻居的阳台上，渐渐挂出了腌肉、风鸡。这时候，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蛋饺。那种当年只有过年才能见到的吃食。
小辰光的蛋饺，是用猪肉作馅，鸡蛋皮子包起来的。咬开一个小口，鲜美的汁水“滋”冒出来，满口的鲜。嘴里蛋香混着肉香，一层层化开，那滋味记了一辈子。
做蛋饺是个细致活。一双竹筷，一把长柄铁勺，还有块猪肥膘，就是全部家伙。煤球炉是少不得的。那时，煤气灶还是很稀罕的。
当然，鸡蛋、肉馅少不了。鸡蛋得细细的打。肉馅也要用刀慢慢地剁，用夹心肉，带点儿肥。再淋上黄酒，撒上葱花，那股子熟悉的味道就出来了。
父亲是厨郎，蛋饺自然他做。冬日的午后，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煤球炉偶尔‘哔剥’一声。他坐在秧凳上，把铁勺搁在炉火上烤着。待勺底微微发烫，用猪油在里头转着圈擦一遍，立时“滋滋”作响，油香“蓬”地冲了上来。这时，舀一勺蛋液，手腕轻轻一转，金黄的蛋液便在勺底铺开。蛋皮将凝未凝，夹一筷肉馅放在正中，用筷子轻轻挑起一边，对折过来，在边上轻轻一按，一个半月形的蛋饺就做好了。
我跟妹妹围在边上，看父亲做蛋饺。父亲做得很慢，很稳， 铁勺在炉火上来回转动着，蛋液遇热凝结，发出细微的“嘶嘶”声。煤球炉子的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
蛋饺倒进锅里，放点葱花，倒点沈荡黄酒。盖上锅盖，不一会儿，就听见锅里“咕嘟咕嘟”地响起来，热气从锅盖缝里往外冒，带出越来越浓的香气。
煮好的蛋饺金黄色，整整齐齐摆在瓷盆里，就像是一堆金元宝。乡下人讲彩头，过年祭祖，总少不了这一碗“招财进宝”的蛋饺。
旧时春节待客，像红烧肉、红烧鱼，都是“看菜”，只能看不能动，要留着招待下一拨客人。
唯独蛋饺，供奉好祖先后可以待客、可以吃的。当家人心里有数，春节做蛋饺，总会多做十几个当“添头”。于是从年初一到正月半，这碗蛋饺就在餐桌上迎来送往，少了便添两个，时间长了就回次锅，竟能一直保持着体面。
客人来了，上桌。母亲便搛起一只蛋饺，送到客人碗里，嘴里说着“覅客气，覅客气”。这便是海盐“老古话”里的“做客气”。
这“客气”是一定要“做”足的。客人断没有自己朝主菜下筷子的道理，须得主人家先动了，搛到你碗里，才算数。你呢，也不能就这么受了，总要举着筷子挡一挡，或者连声说“自家来，自家来”，甚至搛起来作势要放回去。这么有来有往推让两三个回合，礼数到了，方能“却之不恭”，带着点不好意思，下箸。
这可苦了桌边的“小把戏”。眼睛早就粘在那喷香的蛋饺上，嘴里却要跟着大人嘟囔：“不要，不要了。”心里头，只怕早有一只小手在挠了。待到那“客气”做完，蛋饺落进碗中，便再也按捺不住，忙不迭送入口中，也顾不上烫，鼓着腮帮子猛嚼。这边还没咽利索呢，眼珠子已悄悄滑到旁边那碗肉嵌油豆腐上去了，心里盘算着，下一轮“客气”，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如今，“做客气”的风俗淡了，只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里，还能见到那双犹犹豫豫的筷子，和那句“吃呀，吃呀”的殷勤。蛋饺倒可以偷懒不用做了，菜场里也能买到半成品的蛋饺，一个个大小均匀，摆在冷柜里。我买过，回家煮在锅里，但味道总不对。
前几日给母亲打电话，说起蛋饺。我说我想吃自己做的蛋饺。母亲那头静了一会，才轻轻传来一句：“蛋饺从来是你爸做的，我只会吃不会做。你自己试试吧。”
挂了电话，站在窗前。楼下的“小把戏”们在放鞭炮，“噼里啪啦”，一亮一暗，在暮色里炸出一阵硝烟味。或许该找找那把旧铁勺，买块猪油，试着做几个蛋饺。就算做不成父亲那样的，至少能让家里飘起那股熟悉的香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