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西边的火车站，还是老样子。铁轨卧在碎石堆里，灰扑扑的，像一条冻僵的蛇。月台是新修的，铺了水泥，却总也扫不干净。瓜子壳、烟蒂、痰渍，还有不知哪里来的碎纸屑，风一吹，就打着旋儿，粘在候车人的裤脚上。
王建国就蹲在月台边上，面前摆着三只木箱。箱子是老物件了，漆是军绿，掉得不匀，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箱角包着锈了的铁皮，用钉子歪歪扭扭地固定着。他不卖箱子，也不等车。他就蹲在那儿，像一颗长错了地方的蘑菇。
有人问他：“这箱子，多少钱？”
他抬起眼皮，不看来人，只看箱子。“不卖。”
“那你摆这儿做啥？”
“摆着。”
问的人讨个没趣，走了。火车进站，是趟慢车，绿皮的，窗户能拉开。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从车门挤出来，又从窗户爬进去。有个女人半个身子悬在窗外，手里还拽着个包袱，包袱散开了，滚出几个红皮鸡蛋，在月台上碎成黏糊糊的一摊。没人理会，脚步匆匆地碾过去。
王建国盯着那摊蛋黄，看了很久。直到一个穿制服的人过来，用扫帚胡乱扒拉进簸箕。扫帚是竹枝扎的，硬，刮着水泥地，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听得人牙根发酸。
他想起这些箱子的来历。最早是他父亲的，一个公社的会计。箱子里装账本，也装过全家的口粮票。父亲拎着它去县里开会，箱子磕着腿，一走一响。后来父亲没了，箱子到了他大哥手里。大哥顶了职，在供销社，箱子用来装肥皂、火柴、凭票才能扯的的确良布。再后来，供销社黄了，大哥把箱子腾空，塞给他：“建国，你拿去，好歹是个家伙事。”
他拿箱子装过什么？装过南下打工时那床发霉的被子，装过孩子用旧的书本，装过去年冬天腌坏了的半缸咸菜——漏了，箱子底至今一股子哈喇味。现在，里头是空的。空得能听见回声。
又一趟车来了，是动车，白色的，流线型。它不停这个小站，只是“嗖”地一下过去，快得像一道晃眼的白光，留下铁轨微微的震颤和一阵更大的风。风把月台上最后一点热气也卷走了。蹲麻了腿的王建国，扶着箱子，慢慢站起来。箱子的铁扣碰到水泥地，“当啷”一声，不脆，闷闷的。
他忽然很想打开箱子看看。看看那些过去装进去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都没了。手摸到搭扣，冰凉。锈住了，使劲一掰，指甲盖劈了半截，生疼。箱子没打开。
一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晃过来，指着箱子：“这儿不能摆东西，影响市容。”
王建国没吭声，弯腰去搬。箱子死沉。不是箱子的重量，是那种吸饱了地气的沉。他搬起一只，摞在另一只上，再搬第三只。三只摞起来，比他的人还高。他抱着这摞箱子，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影子在午后被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在水泥地上，箱子怪异的轮廓叠在他瘦长的影子上，像一株移动的、笨拙的植物。车站广播在报下一趟车的时刻，女声甜腻，带着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塑料感。几个拖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快步超过他，轮子碾过地面，发出顺畅的“咕噜”声。没人看他一眼。
他走到出站口那棵老槐树下，终于喘着气放下箱子。树荫是凉的，贴着汗湿的背。他蹲下来，和箱子一样高。从兜里摸出半包压皱的烟，点上一根。烟雾细细地飘上去，融进槐树稠密的叶子里。
箱子的绿漆，在树荫的滤光下，显出一种陈旧的、近乎温柔的色调。那些斑驳，像地图，也像年代久远的病历。他伸出手，不是去开锁，只是用指腹慢慢蹭着箱盖上一道深深的划痕。那还是二十多年前，在南方工地的铁皮房里，上铺的兄弟喝醉了，硬要在他箱盖上刻个字，刻了个歪歪扭扭的“家”字。第二天，那兄弟就被钢筋扎穿了脚背，送回去了。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家。王建国咂摸着这个字，嘴里发苦。他有家吗？有的。县城东头，老婆孩子，两间旧房。可他总觉得，自己最紧要的那点东西，没搁在那个家里。它们好像一直都在路上，在这些笨头笨脑的箱子里，跟着他，一站，又一站。
烟烧到了头，烫了手。他一哆嗦，扔了烟蒂，用脚碾灭。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走到不远处那个绿色的垃圾箱旁。垃圾箱张着大嘴，里面是各色的塑料袋、快餐盒。
他走回来，抱起一只箱子，走到垃圾箱前。手臂上的筋绷起来。箱子举到垃圾箱口，停住了。风似乎也停了。他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能看见箱子角上，父亲用红漆描过、如今已暗淡难辨的一个编号：077。
胳膊酸了，箱子一点点沉下去。就在箱底快要触到那些秽物的边缘时，他又猛地一使劲，把箱子拽了回来，紧紧抱在胸前，抱得骨头生疼。
他走回槐树下，把三只箱子重新并排摆好，然后，一屁股坐在中间那只箱子上。粗糙的木面硌着肉，踏实。
又一趟慢车“哐当哐当”地进站了。更多的人涌出来，涌出去。太阳西斜，把他的影子，连同三只箱子的影子，长长地铺向铁轨延伸的方向。影子尽头，是看不见的、更远的城市和村庄。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座小小的、无人认领的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