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边城》,一股田园气息扑面而来。那优美明丽的自然景物、单纯质朴的生活方式、温暖淳厚的人情风俗,如一坛醇香的酒,一幅写意的山水，诗化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但那交织着浓情与美景、质朴与诗意的清丽文字的背后，却有深深的忧伤弥漫其间: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翠翠在哼迎神歌时“快乐中微带忧郁”，“心上觉得浸入了一丝凄凉”的调子;祖父听到大老的直言告白“又愁又喜”，因而产生的“翠翠若应当交把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照料翠翠?当真交把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的悬想;在黄昏的河边，当翠翠一个人暂时在岸上，猛地想到“假若爷爷死了”时那莫名的恐惧;乃至最后，“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凄凉余韵，在小说中如烟似雾,挥之不去。
是什么使这如诗的牧歌带着忧郁的调子，是什么使“乡土抒情诗”“一分孤独的悲哀”?是由于大城市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还是由于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的乡愁情结?是由于小说人物的天命迷信，还是由于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我们掩卷而思，不禁遥想起沈从文人生情感生发和寄寓之所--湘西。
湘西是个苗区，以沅水流域各县作为主体,包括酉水各县。《边城》中的故事就是“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的故事。《边城》中的茶峒镇是个苗汉杂处之地，据1935年的人口统计材料，当时茶峒总人口为6825人,苗族为4550人，占66%。在小说《边城》中，虽隐去了苗族特征的指称，但故事中人物身份和民族特点还是能让细心的读者在点滴中顿悟。如连缀全篇的线索和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就是三次端午佳节，它是苗民的重大节日，它的盛大与
忆。在故事中，还有翠翠轻哼巫师为人还愿迎神歌的情节,这曲调就与隆重让读者印象深刻，而它也是作为苗族人的沈从文对故乡的深深记文
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密切相关。湘西之所以“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与这个地区社会环境的特殊，尤其是好鬼信巫的宗教情结丝丝相连。另外，小说中有对歌求爱的风俗,翠翠父母是“对歌相熟”，大老二老也想“作这种为当地习惯所认可”的竞争。应该说，对歌求爱不独为苗族所有，但在苗族中最为盛行。可以这样说《边城》的文化内涵就是苗族的文化内涵，而《边城》故事中所弥漫的深深忧伤是否与此相关呢?
据沈从文《湘西题记》所述，湘西是古代荆蛮由云梦洞庭湖泽地带被汉人逼迫退守的一隅。湘西的族际关系是复杂而沉重的，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对湘西的征服与同化，推动了中华民族内部的统一;但同时，历代统治者对湘西土著的血腥杀戮，无疑是对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民族关系的一次次践踏。边城之“边”不只是地理概念，指边地的小城，更应是戍边之地，指防范苗民的戍边之地。《边城》故事中的杨马兵与翠翠父亲就是驻防在茶峒的绿营士兵，茶峒就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作者对湘西的历史是了然于胸的,他曾沉重地说，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湘西土著的人生哀乐及情绪状态更是深深地融入了作者内向、敏感的心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外化在《边城》中，就使小说浸染一股挥之不去、如烟似雾的忧愁。
有评论家引沈从文《长河题记》说:“1934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18年，一入辰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好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成一种利的人生观。”并据这段定，《边城》的创作，是由于作者痛惜那古朴民风的逐渐失去。诚然，小说的创作确实是由于作者面对到处充溢着金钱物欲、庸俗堕落的现实而痛心疾首所引发,想通过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留驻一点美好、一点永恒。清丽文字背后的忧伤一由“昔日不再”引起,另一更深层的原因,还应是作者对湘西土著的生存方式及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注。正是湘西土著千百年来的悲怆历史，凝聚成沈从文思想情感生成的凝重背景。正因为“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且为他们长久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深深不平”。《边城》中的文字是温暖的，《边城》中的描述充满了温情。文中的人物都是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中。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刘西渭)但温暖的背后隐伏着悲哀，纵览小说，文中两种文化--苗汉文化的冲突暗藏，作为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所谓“车路”,意指媒人说媒提亲，男女婚嫁由双方家长做主，是典型的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状态;所谓“马路”意指男女以歌传情，一切由男女双方做主，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式。碾坊，是团总女儿的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光人一个”,一无所有。选择利,还是选择情,是汉苗两种情爱方式的选择。而翠翠父母的婚姻为何以双双自杀告终，原因很简单，正是由于苗汉之间异族婚恋所受的巨大阻力!民族的对立，使翠翠的父亲在“爱情与名誉”之间作出放弃生命的决定。从本质上说，《边城》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朱光潜曾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的那一股沉忧、隐痛。”这也许就是《边城》背后深深忧伤的原因所在吧!
